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 of emotion regulation）由 James J. Gross 提出，是情绪调节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该模型把情绪生成看作一条随时间展开的「情境—注意—评价—反应」序列，情绪调节则被定义为在这一序列上施加影响的过程。^{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过程模型的核心主张是：情绪调节策略可以按其介入情绪生成序列的时间点来分类，介入越早（如情境选择、情境修改、注意部署），所需认知资源越少、越可能改变情绪的全过程；介入越晚（如反应调整），则只能在情绪反应已经启动后对其加以抑制或放大。^{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过程模型的经典划分中，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属于先行关注调节（antecedent-focused regulation），发生在评价阶段之前或之中；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属于反应关注调节（response-focused regulation），发生在情绪反应倾向已经形成之后。^{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过程模型预测并得到大量研究支持的一个推论是：先行关注策略与反应关注策略在情绪后果上并不等价——认知重评通常更有效地改变主观体验、减少生理唤醒并保持较好的社会功能，而长期使用表达抑制则与更强的生理负荷、更差的人际互动和更多的负性情绪体验相关。^{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过程模型并非静态的分类表，后续研究对其进行了扩展：一方面把「情境选择、情境修改、注意部署、认知改变、反应调整」细化为五个可分别考察的调节家族，另一方面引入调节目标、情境线索与个体差异等调节性因素，用以解释同一策略在不同情境下效果不同的现象。^{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过程模型与情绪调节的神经科学研究相互衔接：研究者借助该模型把不同策略对应到前额叶—杏仁核等环路的差异活动模式，从而为「不同策略产生不同情绪后果」提供了心理与神经生物机制层面的解释。^{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对过程模型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它主要按时间顺序对策略分类，对策略的执行难度、自动化程度以及策略之间的组合与切换关注不足；因此后续出现了以「调节能力」「调节灵活性」为核心的补充框架，强调有效调节取决于策略与情境的匹配而非某一策略本身的优劣。^{77APA PsycNet FullTextHTML pagepsycne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perception-valuation-action（感知—估值—行动，简称 PVA）模型由 Gross 与 Barrett 等人在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用以解释情绪调节策略如何通过改变情绪产生序列中的不同环节来发挥作用。该模型将情绪产生与调节分解为三个功能阶段：感知（perception）、估值（valuation）和行动（action）。^{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 PVA 模型中，感知阶段指个体对情境线索的检测与编码；估值阶段指对感知到的线索赋予意义、评估其与目标的相关性及应对资源；行动阶段指基于估值产生的生理、体验和行为反应。情绪调节可以发生在任一阶段，并改变后续阶段的加工。^{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PVA 模型强调，传统上区分的先行关注策略（如认知重评）和反应关注策略（如表达抑制）并非单一机制，而是可以进一步映射到感知、估值和行动的不同子成分上。例如，注意部署属于感知阶段的调节，认知重评主要作用于估值阶段，而表达抑制则作用于行动阶段。^{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模型提出，情绪调节的效果取决于调节发生在哪个阶段以及调节的强度。一般而言，越早干预（如在感知或估值阶段）可能越有效地改变情绪反应，但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境和个体差异。^{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PVA 模型试图整合情绪调节研究中的策略分类与情绪产生的基本过程，为理解情绪调节的机制提供了一个更精细的框架，并有助于解释不同策略在行为与神经层面的效应差异。^{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隐情绪调节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调节目标、缺乏意识觉察的情况下，自动改变情绪反应的发生、体验或表达的过程；外显情绪调节则指个体有意识、有目标地启动并监控的调节过程。这一区分由 Gyurak、Gross 与 Etkin 在 2011 年的综述中系统提出，成为后续研究的基本框架。^{99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Gyurak 等提出，内隐与外显调节的区分应沿三个维度刻画：是否有意识觉察、是否有明确目标、以及调节过程是否占用认知资源；三者并非完全共变，因此内隐与外显构成连续谱而非二分。^{99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神经机制上，外显情绪调节通常依赖前额叶皮层（尤其是背外侧与腹外侧前额叶）对杏仁核等情绪生成脑区的自上而下控制；内隐调节则更多涉及前扣带回、腹内侧前额叶等与冲突监测和自动评价相关的区域。^{99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的过程模型（Gross）最初以情境选择、情境修正、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和反应调整五个阶段描述外显调节；后续工作将内隐调节视为这些阶段可在无意识条件下自动执行的形式，从而把内隐调节纳入同一过程框架。^{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9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隐与外显调节在发展中呈现不同轨迹：外显调节依赖前额叶控制系统的成熟，在儿童期至青少年期逐步发展；内隐调节的某些形式在生命早期即已出现，并可能与气质性反应模式相关。^{1111Emotion regulation in develop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有研究指出，内隐与外显调节并非彼此独立：反复的外显调节练习可逐渐自动化，转为内隐形式；而内隐调节失败时个体可能转而启动外显策略。二者在实时情绪事件中动态交替。^{99Explicit and implicit emotion regulation: a dual-process framework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格罗斯（James J. 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情绪调节并非只发生在情绪反应出现之后，而是贯穿情绪发生的全过程；其中选择情景（situation selection）与修正情景（situation modification，亦译情境修改）属于情绪反应趋势形成之前的先行关注调节（antecedent-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与注意分配、认知改变并列，而反应调整则属于反应关注调节。^{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选择情景指个体在情绪事件发生之前，通过接近或回避特定的人、地点、活动与情境，来改变自己未来可能经历的情绪种类与强度的调节方式；它是最早介入、也最依赖对情境—情绪后果进行预期的策略，因而对个体的预期能力与自我认识要求较高。^{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修正情景指在情绪事件已经展开、但情绪反应尚未充分形成之时，个体主动改变当前情境的物理或社会特征（如调整环境、改变话题、离开现场、请求他人配合），从而改变情境对自身的情绪含义；它与选择情景的关键区别在于介入时点——选择情景发生在接触情境之前，修正情景发生在接触情境之后、反应形成之前。^{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格罗斯的划分中，选择情景与修正情景同属先行关注策略，其共同逻辑是在情绪反应趋势形成之前施加影响；相较之下，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被视为两种被研究最多的具体策略，其中认知改变属于先行关注，反应调整属于反应关注。^{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由于选择情景与修正情景作用于情绪发生链条的最前端，理论上它们能够在情绪被充分激活之前就减少后续对注意分配、认知改变与反应抑制等下游调节资源的需求，因而在资源节约意义上被视为较为「前置」的调节方式；但这一优势的实证强度依赖于具体情境与个体执行能力。^{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选择情景与修正情景在概念上都属于外部情境层面的调节，其效果高度依赖环境是否可改变：当情境不可回避、不可修改（如长期照护、固定工作环境）时，个体只能转向注意分配、认知改变等内部策略，因此这两类策略的可用性本身构成情绪调节能力的情境约束。^{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注意分配（attentional deployment）是五个调节点之一，指个体在情绪发生过程中通过将注意力投向或撤离某一对象、场景或刺激来调节情绪反应；它与选择情景、修正情景、认知改变同属先行关注情绪调节，即在情绪反应趋势形成之前发挥作用。^{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注意分配作为先行关注策略，其调节效果依赖于注意力在情绪线索上的投入与脱离：将注意从情绪性信息上撤离（分心）通常降低随后的情绪体验强度，而将注意持续投向情绪线索（沉浸）则倾向于维持或放大情绪反应。^{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分心（distraction）是注意分配中最常被研究的策略形式，指在情绪事件发生过程中把注意转向与情绪无关的想法或任务；在实验室诱发负性情绪的范式下，分心通常比反复思虑更快降低负性情绪，但其效果往往随注意转移的持续时间而衰减。^{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注意分配与认知重评虽同属先行关注调节，但作用层次不同：注意分配改变的是进入加工的情绪信息量，认知重评改变的是对已进入加工的信息的解释，因此前者对情绪反应的调节更早、更依赖情境中注意资源的可用性。^{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Gross的框架中，注意分配被列为先行关注策略，与反应关注策略（如表达抑制）相对；这一分类强调调节发生的时间点而非策略本身的优劣，因此同一策略在不同情境下可能产生不同适应性后果。^{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认知改变（cognitive change）指个体改变对情绪性情境的解读或评价，从而改变该情境所引发的情绪反应；认知重评（cognitive reappraisal）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即重新解释事件的意义以降低或改变其情绪冲击。^{1414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Gross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认知改变属于先行关注调节（antecedent-focused regulation），发生在情绪反应倾向形成之前；与之相对，表达抑制属于反应关注调节（response-focused regulation），发生在情绪反应已经启动之后。^{1414Emotion regulation: Affective, cognitive, and social consequences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大量实验研究表明，认知重评通常能有效降低负性情绪体验与生理唤醒，且较少产生认知代价；而表达抑制虽能减少外显表情，却往往不能降低主观体验，并可能损害记忆、增加生理负荷。^{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认知重评可进一步区分为多种子策略，例如：重新解释情境（reinterpretation）、将情境置于更广阔背景中（contextualization）、以及拉开心理距离（distancing）；不同子策略在效果与适用条件上存在差异。^{1616The future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 Capturing context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717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A meta-analysis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习惯性使用认知重评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指标、更低的抑郁和焦虑水平相关；而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则与更高的抑郁风险、更差的人际功能相关。^{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818Emotion-regulation strategies across psychopathology: A meta-analytic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认知重评的神经基础涉及前额叶皮层（尤其是背外侧和腹外侧前额叶）对杏仁核等情绪生成脑区的自上而下调控；重评成功时，前额叶活动增强而杏仁核活动减弱。^{2020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A meta-analysis of fMRI studies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121Prefrontal–amygdala interactions underlying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认知重评可以在情绪产生之前或早期进行干预，而表达抑制通常需要持续消耗自我控制资源以压制已经出现的反应；因此重评的认知代价通常低于抑制。^{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格罗斯（James J. Gross）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中，反应调整（response modulation）指情绪反应趋势已经形成之后才施加的调节，属于「反应关注情绪调节」，与选择情景、修正情景、注意分配、认知改变等发生在反应趋势形成之前的「先行关注情绪调节」相对。^{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表达抑制（expressive suppression）是反应调整的典型形式：个体在情绪已经被唤起、表情与行为倾向已经产生之后，抑制情绪表达行为本身，而不是改变情绪体验或情绪信息的加工方式。^{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格罗斯的框架中，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被视为两种最普遍、最具体的情绪调节策略，二者分别对应先行关注与反应关注两个不同时间位点，并对情感、认知与社会行为产生不同影响。^{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由于表达抑制发生在情绪反应已经启动之后，它主要作用于情绪表达行为这一「输出端」，而不改变情绪体验的产生过程；因此与先行关注策略相比，它被认为是一种较为费力、且难以削减负性情绪体验本身的调节方式。^{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反应调整并不等同于表达抑制：反应调整是过程模型中按时间位点划分的一类调节环节，表达抑制只是其中研究最多的一种具体策略，二者是类别与实例的关系，不宜混用。^{1313Gross情绪调节过程与策略研究述评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认知控制系统是情绪调节的外显、目标驱动路径的核心神经基础：它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信号对情绪生成系统（尤其是杏仁核）施加调节，这一框架通常被称为前额叶—杏仁核自上而下调节回路。^{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情绪调节的神经模型中，前额叶控制并非单一结构的功能，而是由背外侧前额叶、腹外侧前额叶、前扣带皮层等多个子区域分工协作：背外侧前额叶更多参与工作记忆式的维持与重新评价中的语义重构，腹外侧前额叶更多参与反应抑制与情绪性冲突的解决。^{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对杏仁核的自上而下调控在解剖上并非直接的单突触通路，而多经由腹内侧前额叶等中间节点实现；腹内侧前额叶被认为承担对杏仁核的抑制性门控，是消退学习与情绪抑制的共同枢纽。^{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与内隐情绪调节相比，外显情绪调节更依赖前额叶执行控制系统；内隐调节（如恐惧消退、情感标注、内隐目标驱动）对前额叶执行控制的依赖相对较低，更多依靠腹内侧前额叶对杏仁核的直接调制等较为自动化的通路。^{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恐惧消退是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的典型范例，其神经基础是腹内侧前额叶直接调制杏仁核，而非依赖背外侧前额叶的主动控制；这一通路与消退记忆的提取和更新密切相关。^{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感标注（affect labeling）是在任务进行中附带发生的内隐调节形式：给情绪刺激贴上词语标签时，腹外侧前额叶活动增强而杏仁核活动下降，表明语言标签本身即可调动前额叶控制资源来削弱情绪反应。^{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认知控制系统的成熟较晚，其与杏仁核之间功能连接的发育持续到青春期乃至成年早期，这被认为是青少年情绪调节能力尚不成熟、情绪反应相对强烈的神经发育基础之一。^{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杏仁核环路是情绪调节的核心神经通路：前额叶皮层（尤其是背外侧前额叶、腹外侧前额叶、前扣带回）对杏仁核自上而下的抑制性调控，被视为认知重评等外显调节策略得以实现的关键机制。^{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Etkin、Büchel 与 Gross 在 2015 年的综述中系统梳理了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指出前额叶对杏仁核的自上而下调控是情绪调节神经模型的核心，并区分了外显与内隐调节所依赖的神经回路。^{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认知重评任务中，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与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活动增强，同时杏仁核活动减弱，且前额叶—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强度与调节成功程度相关。^{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扣带回（尤其是背侧前扣带回）在情绪冲突监测与调节需求评估中起作用，并与前额叶、杏仁核共同构成情绪调节的神经网络节点。^{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隐情绪调节同样依赖前额叶—杏仁核环路，但其激活模式更为自动、快速，较少依赖意识努力，涉及的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等与自动情绪加工相关的区域。^{11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杏仁核环路的调控方向并非单向：杏仁核也可通过反馈影响前额叶活动，二者构成双向交互而非简单的自上而下抑制。^{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前额叶—杏仁核环路的功能连接强度存在个体差异，且与情绪调节能力、焦虑水平等心理特征相关。^{2222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隐情绪调节指在没有意识监控或有意意图的情况下改变情绪反应的过程；与内隐情绪调节相对，外显情绪调节依赖前额叶执行控制系统，而内隐情绪调节对前额叶执行控制系统的依赖程度较低。^{2323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既有二分框架的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内隐情绪调节的三分分类：自动化调节、任务附带性调节与内隐目标驱动调节。其中自动化调节以恐惧消退为典型例子，依赖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直接调控杏仁核。^{2323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任务附带性内隐调节指在情感标注等任务进行过程中附带发生的情绪调节，其神经基础涉及语言相关脑区与情绪生成脑区之间的交互，而非单纯依赖前额叶执行控制。^{2323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恐惧消退是自动化内隐情绪调节的典型范式，其神经机制被概括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直接抑制性调控；对恐惧消退的重新审视研究提示该过程并非简单的遗忘，而是包含新的安全学习。^{2323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隐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研究常以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杏仁核通路为核心，并涉及前扣带皮层、岛叶等与情绪显著性和内感受相关的区域；不同亚型的内隐调节在脑网络参与上存在差异。^{2323内隐情绪调节的认知神经机制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音乐聆听作为情绪调节的外部手段，其作用可被理解为一种「随身携带」的调节工具：个体在压力源消失后主动播放音乐，借助听觉输入帮助生理与情绪系统从应激状态中退出，而不必依赖他人或临床场景。^{2424心理所研究揭示音乐促进急性应激恢复的动态脑网络机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psych.ca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525健康有约丨焦虑、烦躁、低落？这副“耳机里的处方”比“说教”更管用gdmudgah.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杜忆研究组开展的两项实验共招募 120 名健康年轻人，从情绪、自主神经活动、压力激素和脑活动多个层面追踪急性应激后的恢复过程，比较了聆听放松音乐与聆听流水、雨声等自然声音的效果。^{2424心理所研究揭示音乐促进急性应激恢复的动态脑网络机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psych.ca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研究显示，提前听音乐并没有明显减弱随后出现的应激反应；音乐的优势主要出现在压力事件结束后的恢复阶段，表现为积极情绪回升更明显、心率下降更多、皮肤电活动恢复更快。^{2424心理所研究揭示音乐促进急性应激恢复的动态脑网络机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psych.ca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与流水、雨声等一般舒缓的自然声音相比，音乐在急性应激恢复阶段的优势被认为与其时间结构有关：音乐中不断建立和消解的「张力」像一条随时间展开的线索，动态牵动听觉系统与压力相关脑网络之间的协作。^{2424心理所研究揭示音乐促进急性应激恢复的动态脑网络机制--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psych.ca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临床应用角度看，音乐聆听被一些精神心理科团队整理为可按心境选曲的「音乐处方」：情绪低落、动力不足时选用节奏欢快、旋律向上的曲目；焦虑紧张时选用节奏舒缓、旋律平和的曲目；需要专注时选用无歌词、节奏恒定的背景化曲目。^{2525健康有约丨焦虑、烦躁、低落？这副“耳机里的处方”比“说教”更管用gdmudgah.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科普与临床经验性材料常称音乐能直接作用于大脑边缘系统，在数十秒内影响心率、呼吸节律及神经递质分泌，从而快速改善情绪状态；这一表述在机制层面较为笼统，具体通路与时间尺度仍需以实验研究为准。^{2525健康有约丨焦虑、烦躁、低落？这副“耳机里的处方”比“说教”更管用gdmudgah.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慢节奏呼吸（paced breathing / slow-paced breathing）是一种通过外部节拍或视听引导，将呼吸频率主动放慢到约每分钟 6 次（0.1 Hz）的调节手段；练习者按指定节奏吸气和呼气并维持一段时间，通常由音频或视频提供同步刺激。^{2626Paced Breathing | EWBemotionalwellbeing.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情绪调节的外部手段分类中，慢节奏呼吸属于以生理通路为靶点的干预：它不直接改变认知评价，而是通过改变呼吸节律去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水平，从而间接调节情绪唤醒。^{2626Paced Breathing | EWBemotionalwellbeing.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每分钟约 6 次的呼吸频率之所以被广泛采用，是因为该频率接近人体压力感受器反射（baroreflex）的共振频率，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在此频率下幅度最大，因此常被称为共振频率呼吸。^{2626Paced Breathing | EWBemotionalwellbeing.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慢节奏呼吸的操作定义强调三个要素：明确的呼吸频率目标、外部提供的节拍或引导刺激、以及持续一段时间的练习；缺少任一要素，干预的可重复性和剂量描述都会变差。^{2626Paced Breathing | EWBemotionalwellbeing.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正念训练被界定为一种通过专注当下体验、不加评判地进行自我觉察的方法，其核心是培养对呼吸、身体感受与情绪的清醒认知；在情绪调节的语境中，它属于由外部引入、经反复练习后逐步内化的调节手段，而非个体先天具备的能力。^{2727医药卫生报数字报yyws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神经机制上看，正念训练被认为可增强前额叶皮层（与理性决策、自上而下的控制有关）的活动，同时抑制杏仁核这一情绪应激中枢的过度反应，从而在情绪波动时帮助个体保持冷静；这一「自上而下调控增强」的解释是正念被纳入情绪调节外部手段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2727医药卫生报数字报yyws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青少年群体中，正念训练被用于压力管理，目标是促使身体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模式转向「冷静模式」；具体做法包括「4+7+8呼吸法」（吸气4秒、屏息7秒、呼气8秒），据称可较快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压力激素水平。^{2727医药卫生报数字报yyws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正念训练被描述为能够打破「情绪劫持」的恶性循环：通过在情绪升起时以观察而非评判的态度对待体验，个体得以在刺激与反应之间留出间隙，减少冲动性情绪反应，这正是它作为外部调节手段作用于情绪调节过程的具体路径。^{2727医药卫生报数字报yyws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正念训练作为外部调节手段的适用场景包括学业竞争、社交压力等带来的持续性压力源，其推广形式多为学校、医疗机构或媒体科普渠道提供的结构化练习方案，因而兼具干预技术与公共健康教育载体的双重属性。^{2727医药卫生报数字报yyws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特质焦虑通常被界定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倾向，即个体在不同时间与情境中倾向于体验焦虑反应；它与状态焦虑（当下的焦虑体验）相区分，是情绪调节研究中常用的个体差异变量。^{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实验研究中，特质焦虑水平常以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的特质分量表（STAI-T）得分来操作化，例如焦江丽等的研究以 STAI-T 得分高于 40 分作为筛选高特质焦虑大学生的标准。^{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焦江丽等（2025）以 40 名高特质焦虑大学生为被试，采用 2（工作记忆负荷：高 vs. 低）× 3（情绪调节阶段：中性、参与、调节）的被试内设计，考察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因变量包括情绪效价评分与情绪调节效果评分。^{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研究的实验流程包含三个阶段：先自由观看中性图片，随后进入情绪参与阶段，最后进入调节阶段；工作记忆负荷在任务中加以操纵，以检验认知资源占用对情绪调节效果的影响。^{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理论上看，情绪调节（尤其是认知重评等策略）依赖执行功能与工作记忆等认知资源，因此当工作记忆被高负荷任务占用时，情绪调节的效果可能下降；这一资源竞争逻辑是考察特质焦虑与工作记忆负荷交互作用的核心假设。^{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高特质焦虑个体在情绪调节上可能存在困难，且这种困难在认知资源受限（如高工作记忆负荷）时更容易显现，因而工作记忆负荷被用作检验特质焦虑个体情绪调节能力边界的一种实验手段。^{2828特质焦虑大学生在不同工作记忆负荷下的情绪调节效应_国家科技期刊平台opaj.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儿童情绪调节能力随年龄逐步发展：学龄前阶段更多依赖外部支持与行为性策略（如寻求安慰、转移注意），到学龄期逐步内化为更自主的认知重评与问题解决策略，这一发展轨迹与执行功能、语言能力和前额叶皮层的成熟大致同步。^{2929Emotion regul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030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婴幼儿期情绪调节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调节（co-regulation）：照护者通过安抚、命名情绪、调整环境等方式替儿童承担部分调节功能，儿童在此基础上逐步习得独立的调节策略。^{3030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131Emotion regul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个体在情绪调节上常表现出更高的情绪反应性与更少的适应性策略使用，且更多依赖回避、重复行为等策略；这一特征在儿童期即已显现，并与共病焦虑的高发生率相关。^{3232Emotion regulation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review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333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调节困难不能简单归因于"缺乏情绪"或"不会感受"：多项研究提示其情绪识别与表达存在异质性，部分个体在识别自身情绪（内感受与情绪觉察）上存在困难，这会影响其选择与实施调节策略。^{3333Emotion regulation and anxiety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434Alexithymia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调节干预多采用认知行为取向与家长介导相结合的方式（如情绪觉察训练、情境预演、视觉支持），随机对照研究显示这类干预可降低焦虑症状并提升调节策略的使用，但效应量在不同研究间差异较大。^{3535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434Alexithymia i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典型发育儿童中，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顺序大致为：先出现行为性回避与寻求安慰，随后出现分心与注意转移，认知重评等前因聚焦策略出现较晚，通常在学龄期后才逐步稳定使用。^{2929Emotion regul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pubmed.ncbi.nlm.nih.gov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131Emotion regulation: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问卷法是情绪调节测量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基本做法是让被试以自评方式报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各类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倾向或典型程度，从而得到特质性（trait-like）的情绪调节指标。^{3636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rait-like emotion regulation use and situa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cross the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spectrum: a transdiagnostic examination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跨诊断研究中，研究者常把问卷测得的特质性情绪调节使用与实验范式测得的情境性情绪调节能力并列使用：前者通过问卷评估适应性策略（如认知重评）与适应不良策略（如表达抑制、外化行为）的惯常使用，后者通过实验任务评估被试在具体情境下下调情绪的实际表现。^{3636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rait-like emotion regulation use and situa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cross the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spectrum: a transdiagnostic examination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问卷法的一个方法学优势是便于在大样本中施测，因而适合横断面的相关分析与跨诊断比较；上述研究报告的样本即为跨诊断的情绪障碍患者大样本，问卷指标被用于检验其与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3636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rait-like emotion regulation use and situa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cross the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spectrum: a transdiagnostic examination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问卷法测得的特质性策略使用与实验范式测得的 situational 能力在预测效度上并不等同：同一项研究同时纳入两类指标，分别考察其对常规照护中认知行为治疗（CBT）结果的纵向预测力，说明两类测量捕捉的是情绪调节的不同侧面，不能相互替代。^{3636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rait-like emotion regulation use and situa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cross the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spectrum: a transdiagnostic examination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由于问卷法依赖被试的自我报告，其测量的是被试对自身调节行为的知觉与概括，而非在特定情境中实际发生的调节过程；因此研究者在解释问卷得分时通常需要与行为或实验指标配合使用，以降低单一自评带来的偏差。^{3636Differential effects of trait-like emotion regulation use and situational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across the affective and anxiety disorders spectrum: a transdiagnostic examination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情绪调节的实验研究中，情绪诱发是测量与评估的前置环节，常用范式包括图片/影片诱发、脚本想象、社交反馈（如Trier社会压力测试）以及音乐诱发等；不同诱发方式在效价强度、生态效度和生理唤醒上各有取舍，研究者需根据所考察的调节策略选择匹配的诱发程序。^{3737Emotion elicitation methods for affect modulation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researchgate.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策略的实验操作常采用“指导语范式”：在情绪诱发后随机分配被试使用认知重评或表达抑制等策略，并比较其主观体验、生理反应与行为表现；该范式通过明确指令控制策略使用，但存在策略执行依从性难以核验的局限。^{3838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认知重评的实验操作常采用“重新解释”任务：向被试呈现负性图片或情境描述，要求其以改变情境意义的方式降低负性感受；表达抑制则要求被试在体验负性情绪时隐藏面部表情。两类指导语在大量研究中被标准化使用，并常以主观情绪评分作为主要因变量。^{3838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The emerging field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 integrative review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问卷（ERQ）由Gross与John编制，包含认知重评与表达抑制两个分量表，采用7点Likert计分；该问卷是测量习惯性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最广泛的自评工具，中文版在多项研究中报告了可接受的信效度。^{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939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经验采样法（ESM）与日记法通过在自然情境中多次重复采集情绪体验与调节行为，能够降低回顾性自评的回忆偏差，并捕捉策略使用的动态变化；其代价是依赖被试即时报告、可能受反应性影响，且数据分析需处理嵌套结构。^{4040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 in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认知神经科学中，情绪调节的实验任务常与fMRI、EEG/ERP结合：重评任务通常要求被试对负性图片进行重新解释，抑制任务要求隐藏情绪反应；脑成像研究据此比较不同策略对应的前额叶—杏仁核等通路的激活模式。^{1010The neural bases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appraisal and suppression of negative emotion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的实验室任务与自然情境中的策略使用之间存在生态效度差距：指导语诱发的策略使用可能不同于日常自发的调节行为，且实验室任务通常为短时、单次操作，难以反映长期习惯性调节模式。^{4040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 in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141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guilford.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差异测量常结合行为任务与自评量表：行为任务（如重评指导语下的情绪评分变化）反映情境性调节效果，自评量表（如ERQ）反映习惯性策略倾向，两者相关通常为低至中等，提示二者测量的是不同层面的构念。^{1515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141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guilford.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研究中的实验任务范式在标准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不同研究对重评与抑制的操作定义、指导语措辞、情绪诱发材料与因变量选择不尽相同，这给跨研究比较与结果整合带来挑战，也是元分析中异质性的来源之一。^{3838Antecedent- and response-focused emotion regulation: Divergent consequences for experience, expression, and physiology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141Emotion regulation: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guilford.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多模态情绪调节评估指在同一研究或临床场景中，同步采集至少两类不同模态的数据——常见组合包括主观报告（如体验取样、问卷）、行为或生理信号（如心率变异性、皮肤电、面部肌电）、神经影像（如功能磁共振、脑电）以及自然情境下的数字痕迹（如手机使用、语音）——并对这些模态进行时间对齐与联合建模，以弥补单一模态在时间分辨率、生态效度或主观偏差上的不足。^{4242Multimodal emotion recognition: A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s and future directionssciencedirect.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实验室研究中，多模态评估通常把情绪调节过程拆成“情境—注意—评价—反应”的时间序列，并用高时间分辨率的生理或神经信号去锚定主观报告所指的调节时点；例如在认知重评任务中同步记录脑电或功能磁共振血氧信号与逐试次效价/唤醒度评分，可以区分调节策略的即时投入与后续情绪结果。^{4343The neural bases of cognitive reappraisal: A meta-analysis of fMRI studiesacademic.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444Event-related potentials in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sciencedirect.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生态瞬时评估（EMA）与体验取样法（ESM）是多模态评估中连接实验室与日常生活的关键环节：通过智能手机在自然情境中多次提示被试报告情绪与调节行为，并可同步被动采集心率、活动量与手机使用等数据，从而获得高生态效度的纵向数据。^{4545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646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 in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psycnet.apa.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多模态评估的核心方法学挑战之一是模态间的时间对齐与采样率不匹配：主观报告通常以分钟或小时为粒度，而皮肤电、心率变异性与脑电以毫秒到秒为粒度，功能磁共振则以秒级血氧动力学为粒度；若不做明确的时间窗定义与滞后建模，跨模态相关容易被高估或误读。^{4747Multimodal data fusion: An overview of methods,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ieeexplore.iee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848Temporal alignment in multimodal physiological signal analysisieeexplore.iee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多模态数据的融合策略大致分为早期融合（特征层拼接）、中期融合（模态特定表征后联合建模）与晚期融合（各模态独立预测后集成）；在情绪调节研究中，融合策略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对调节成功与否的判定，且不同融合方式在小样本下的稳健性差异明显。^{4949A review of multimodal fusion for affective computingdl.acm.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050Early, intermediate and late fusion for multimodal emotion recognitionieeexplore.iee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临床与干预研究中，多模态评估常被用于界定情绪调节障碍的亚型与预测治疗反应：例如将自我报告量表、生理唤醒指标与神经影像特征联合使用，可提高对焦虑与抑郁个体情绪调节困难的区分度，并作为干预前后的结果指标。^{5151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A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252Multimodal assess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sciencedirect.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可穿戴设备与被动传感的普及使多模态评估从实验室走向连续监测，但也带来数据质量、隐私与知情同意方面的新问题；在情绪调节研究中，被动采集的生理与行为数据需要与主动报告结合解释，单独使用被动信号推断调节策略目前仍缺乏充分验证。^{5454Wearable sensors for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journals.sagepub.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Passive sensing and privacy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natu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焦虑障碍的认知行为治疗中，情绪调节策略的修正被视为核心机制之一：治疗通过识别与检验威胁性解释、减少回避与安全行为，间接改变个体对负性情绪的耐受与调节方式。^{5656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disorders: an update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tandfonlin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抑郁的认知行为治疗与行为激活均强调增加趋近性行为与减少反刍；反刍被视为一种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方式，是抑郁维持的重要因素。^{5757Rumination as a transdiagnostic factor in depression and anxietysciencedirect.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858Behavioral activation for depressioncochranelibrar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基于正念的干预（如正念减压 MBSR、正念认知疗法 MBCT）通过训练对当下体验的非评判性觉察来改变个体与负性情绪的关系；MBCT 被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推荐用于预防反复发作性抑郁的复发。^{5959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for preventing relapse in recurrent depressionjamanetwork.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060Depression in adults: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NICE guideline NG222)nice.org.uk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困难（如习惯性使用表达抑制、缺乏认知重评）与焦虑、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存在稳定关联，因此针对情绪调节的干预被作为跨诊断的治疗靶点提出。^{6161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a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 to etiology and treatment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临床干预中，认知重评的训练通常比单纯抑制情绪表达更有利于焦虑与抑郁症状的改善；但重评并非在所有情境下都优于其他策略，其效果依赖于情境与个体差异。^{6161Emotion regulation and psychopathology: a transdiagnostic approach to etiology and treatmentannualreviews.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646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s in emotion regulation researchpsycnet.apa.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绪调节干预在焦虑与抑郁中的效应量在不同研究中差异较大，部分原因在于所测量的调节构念与干预内容并不一致，导致结果难以直接比较。^{6262Emotion regulation intervention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systematic reviewsciencedirect.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非侵入性脑刺激（NIBS）主要包括经颅电刺激（tES）与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两大类，其中经颅电刺激的核心组成是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与经颅交流电刺激（tACS）；这一分类框架被用于讨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患者情绪失调的干预研究。^{6363Effects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frontiersi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情绪调节的临床干预语境中，rTMS 与 tDCS 被作为针对情绪失调的潜在新治疗方向加以考察，其应用人群不限于抑郁症，也包括以情绪调节困难为突出特征的 ADHD 患者群体。^{6363Effects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frontiersi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Shen 与 Zhou 2024 年发表于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的系统综述专门评估了非侵入性脑刺激对 ADHD 患者情绪调节的影响，其背景假设是相当一部分 ADHD 患者存在情绪调节困难，因而需要针对情绪失调的干预手段。^{6363Effects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frontiersi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综述指出，尽管 NIBS 被视为治疗 ADHD 患者情绪失调的潜在新方向，但当时尚缺乏足够一致的证据来确立其疗效结论，说明这一领域的临床证据基础仍不充分。^{6363Effects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frontiersi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将 rTMS 与 tDCS 用于情绪调节的临床干预时，其定位是“潜在的新方向”而非已确立的标准治疗，这意味着在临床决策中它们通常被视为探索性、辅助性的手段。^{6363Effects of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 on emotion regu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 systematic reviewfrontiersi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孤独症（ASD）儿童的情绪调节干预研究，已发展出将正念训练与认知行为策略训练整合为综合干预方案的路径。一项研究开发了为期8周、每周2次、每次60分钟、每组2～3人的正念与认知行为策略综合干预方案，并采用2（干预组、对照组）×2（前测、后测）实验设计检验其效果。^{6464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565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_国家预印本平台sinoxiv.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上述针对ASD儿童的随机对照式干预研究中，与对照组相比，接受8周正念与认知行为策略综合训练的干预组在实验室场景中使用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频率显著增加、非适应性策略显著减少，且父母报告的日常生活中情绪调节能力也显著提升。^{6464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565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_国家预印本平台sinoxiv.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研究在干预前采用多模态、多场景评估（量表、行为观察与生理测量；实验室与日常生活）刻画ASD儿童的情绪调节特征，发现ASD儿童在挫折任务中更多采用非适应性调节策略，生理唤醒水平显著更高、波动更大、恢复更慢，父母报告其日常生活中更频繁体验消极情绪、情绪调节能力低于典型发育儿童。^{6464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565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_国家预印本平台sinoxiv.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正念训练对幼儿执行功能与注意的改善作用也有独立证据支持：一项针对3～4岁幼儿的研究发现，正念训练能够提升其注意力与执行功能，这为将正念作为情绪调节相关认知能力训练成分提供了发展性依据。^{6464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临床应用角度看，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的共同逻辑在于：正念成分侧重对当下体验的觉察与接纳，认知策略成分侧重对负性想法与情境的重新评价和应对计划，两者结合可同时覆盖情绪调节中的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环节；但现有针对ASD儿童的综合方案样本量较小（干预研究每组仅数人），疗效的普遍性仍需更大样本与更长随访验证。^{6464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journal.psych.a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565孤独症儿童负性情绪调节特征及干预：基于多模态评估的正念与认知策略训练_国家预印本平台sinoxiv.napstic.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