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

德性伦理在当代伦理学分类中通常被刻画为一种「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的理论取向：它把评价伦理生活的首要焦点放在行为者「是什么样的人」——即其品格、动机、情感倾向与稳定的行为模式——而不是首先放在单个行为的对错或规则与后果的计算上。^{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这一区分在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文献中被反复表述为「评价焦点」的转移：规范伦理学的主流理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分别以行为的后果和行为的规则为中心，而德性伦理则主张品格概念在解释上优先于行为概念，行为的正当性需要借助有德行为者「会如何做」来理解。^{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中心」并不等于否认行为评价的重要性。多数德性伦理学者主张，品格评价与行为评价是相互关联的：德性概念为行为提供标准，而行为又反过来塑造和显现品格，因此这一取向更准确的表述是「以行为者为优先解释项」，而非「只谈行为者、不谈行为」。^{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德性论中，以行为者为中心体现为「幸福」（eudaimonia）与「德性」（aretē）的框架：伦理探究追问的是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是繁荣兴旺的，而具体行为的正当性则通过「有实践智慧的人会如何决定」这一标准来确定。^{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Aristotle's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一个直接理论后果是：德性伦理对道德教育、道德养成与榜样示范给予特别重视，因为品格被理解为通过习惯化实践长期塑造的稳定品质，而非一次性遵守规则的结果。^{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212Educating for Virtuetandfonlin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这一取向也带来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理论难题：如果行为的正当性取决于有德行为者会如何做，那么「有德行为者」本身的界定就可能陷入循环——他之所以有德，是因为他做出正当行为；而行为之所以正当，又因为是有德者所做的。德性伦理学者对此提出了多种回应，包括以实践智慧、人类繁荣或品格特质清单来独立刻画德性。^{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313Virtue Ethics and the Problem of Circularitycompass.onlinelibrary.wile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英语学界，以行为者为中心常与「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ered）相对举，这一对术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德性伦理讨论中被系统化，用于刻画德性伦理与义务论、功利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差异。^{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virtue ethics）是以行为者的品格、德性与善好生活为核心概念的一种规范伦理学进路，它追问的核心问题不是「我应当做什么」，而是「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伦理的框架中，德性（virtue，希腊语 aretē）被理解为一种相对稳定、值得称赞的品格特质或品质状态，它使人能够在相应的实践领域中做得好、判断得对。^{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德性界定为一种「品质状态」（hexis），并区分了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前者通过教导生成与增长，后者由习惯养成，故伦理德性既非天生也非反乎本性。^{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提出伦理德性是一种「中道」（mesotēs），即相对于我们而言、由理性所规定、由实践智慧所确定的适度状态，过度与不及都是恶；但中道并非算术平均，也并非所有行为与情感都有中道。^{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品格（character）在德性伦理中指行为者跨情境相对稳定的心理与行为倾向之整体，它使德性解释区别于单纯以规则或后果解释行为的进路：同一行为由不同品格状态发出，其道德意义不同。^{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把「善好生活」（eudaimonia，常译「幸福」或「繁荣昌盛」）视为伦理思考的最终指向；在亚里士多德那里，eudaimonia 不是主观感受的快乐，而是合乎德性的灵魂活动，是人的功能的卓越实现。^{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与善好生活之间不是外在工具关系：德性活动构成幸福的部分内容，而非仅仅通向幸福的手段；同时他也承认外在善（如适度的财富、健康、朋友）对幸福有所助益。^{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实践智慧（phronēsis）在德性伦理中承担关键角色：它是对具体情境中应当如何行动的正确判断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使人设定正确目的，实践智慧则使人找到达成目的的正确手段，二者相互依存。^{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现代德性伦理复兴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把德性置于「实践」（practice）与「人生叙事统一性」之中来理解：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主张，德性是人类在实践中所获得的、使我们能够实现实践内在善的品质。^{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当代德性伦理的另一个代表形态是赫斯特豪斯提出的「德性伦理学进路」，她以「有德者会怎么做」作为基本出发点，并主张德性伦理同样能够为行动提供指导，从而回应「缺乏行动指南」的批评。^{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通常被概括出三个基本特征：以行为者为中心而非以行为为中心；以「什么样的生活值得过」为优先问题；强调道德教育与习惯养成，而非仅诉诸原则与制裁。^{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伦理内部，关于「德性是否因文化与实践传统而异」存在持续争论：麦金太尔式的历史主义强调德性概念随传统变迁，而一些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主张存在跨文化可辨识的人类善与德性核心清单。^{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818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英语世界的伦理学导论与教科书叙事中，规范伦理学通常被划分为三大进路：后果论（以行为后果为道德评价的最终依据）、义务论（以规则、义务或动机中的形式原则为道德评价依据）与德性伦理（以行为者的品格、德性与实践智慧为核心）。这一三分格局是20世纪后半叶随着德性伦理复兴而逐渐定型的教学与分类框架。^{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三分格局的通行表述可追溯至安斯康姆1958年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该文批评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义务论与后果论都预设了不恰当的“法律式”道德概念，并主张在尚未拥有一种充分的道德心理学之前，应暂时搁置道德哲学写作；这一批评被广泛视为德性伦理复兴的起点。^{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三分格局中，后果论与义务论都被归为“以行为为中心”（act-centered）的理论：它们首要追问“我应当做什么”，并以原则或规则来判定具体行为的对错；德性伦理则被刻画为“以行为者为中心”（agent-centered），首要追问“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把品格、动机与生活整体置于道德评价的核心。^{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三分格局的一个关键理论后果是：德性伦理被用来回应“规则—行为”框架难以处理的道德教育、道德动机与道德感知问题，例如一个人如何获得识别具体情境中相关道德特征的能力，以及规则应用本身所需的判断力从何而来。^{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三分格局的讨论中，德性伦理常被批评为缺乏行动指导（action-guidance）：由于它强调品格与判断力而非可普遍化的规则，难以在具体道德困境中给出明确的行动指令。德性伦理的辩护者则回应称，这一批评预设了“理论必须直接产出行动指令”的义务论式标准，而德性伦理本就以培养实践智慧为目标，其指导方式是间接的、通过品格塑造实现的。^{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222Virtue Ethics and Action Guidancelink.springer.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把善界定为「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并区分了目的链条中的手段性目的与因其自身而被追求的目的，认为后者才是完善的目的；幸福（eudaimonia）被指认为这样一种完善目的，是政治学与伦理学共同关心的最高善。^{2323Nicomachean Ethics (Ross translation), Book 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eudaimonia 通常译作「幸福」或「福祉」，但在亚里士多德语境中它并非主观的快乐感受，而是指「活得好、做得好」（eu zen, eu prattein）意义上的兴旺发达；这一译法差异是英语学界讨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时的核心议题之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一卷提出著名的「功能论证」（ergon argument）：每种事物都有其特有的功能（ergon），人的特有功能在于理性活动，因此人的善就在于以卓越（arete）方式履行理性活动；由此推出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活动」。^{2323Nicomachean Ethics (Ross translation), Book 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424The Function Argument i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功能论证的结构通常被重构为三段：人的功能是理性活动；某物之善在于其功能得到卓越履行；因此人的善（幸福）在于灵魂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而非仅仅拥有德性的潜能或状态。^{2424The Function Argument in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德性区分为理智德性（如智慧、明智）与伦理德性（如勇敢、节制、公正），并强调伦理德性由习惯养成，既非天生也非单纯教导所得；幸福作为合乎德性的活动，因而与德性的养成实践密不可分。^{2323Nicomachean Ethics (Ross translation), Book 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提出「完善幸福」还须具备外在善（如适度的财富、健康、朋友）作为条件，因为某些德性活动需要外部资源才能展开；这一「外在善」条款在学界引发关于幸福是否依赖运气的长期讨论。^{2323Nicomachean Ethics (Ross translation), Book 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提出沉思生活（theoria）是最高的幸福，因为它最接近神的活动且最自足；这与第一卷以「合乎德性的活动」界定幸福之间是否一致，构成所谓「包容论」（inclusivism）与「理智论」（intellectualism）之争。^{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525Aristotle on the Human Good (review article on inclusivism vs. intellectualism)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功能论证的批评者指出，从「人的特有功能」推出「人的善」依赖一个目的论式的人性观，而这一目的论框架在现代生物学与自然主义哲学中已难以直接成立；德性伦理的当代复兴因此多需对功能论证作非目的论或自然主义化的重述。^{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幸福称为「因其自身而值得欲求、从不因他物而被欲求」的完善目的，并以此区别于财富、荣誉、快乐等可因他物而被欲求的善。^{2323Nicomachean Ethics (Ross translation), Book 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幸福与城邦的共同生活联系起来，认为城邦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生存而在于优良生活，个人幸福与政治共同体的善在目的论上相互关联。^{2626Politics (Jowett translation), Book II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把德性（aretē）区分为两类：理智德性（dianoētikē aretē）与伦理德性（ēthikē aretē），这一区分构成其德性论的基本框架。^{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生成与增长，因而需要经验与时间；伦理德性则通过习惯（ethos）养成，亚里士多德由此强调“习惯”与“伦理”在词源上的关联。^{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把理智德性进一步分为理论理智德性（如智慧 sophia、科学知识 epistēmē、理智 nous）与实践理智德性（如实践智慧 phronēsis、技艺 technē），其中实践智慧与伦理德性密切相关。^{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Aristotle's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伦理德性被亚里士多德界定为一种关于选择的中道（mesotēs）品质，即由实践智慧所规定的、相对于我们而言的适度，介于过度与不足两个极端之间。^{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强调伦理德性不能脱离实践智慧而存在：德性使目的正确，实践智慧使达到目的的手段正确，二者相互依存。^{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Aristotle's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中，伦理德性包括勇敢、节制、慷慨、大方、大度、温和、诚实、友爱、公正等具体德目，它们分别对应不同行为领域中的中道。^{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中的实践智慧（phronēsis）不是一种纯粹认知能力，而是与具体情境中的行动判断相关，因而不能与伦理德性分离。^{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Aristotle's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将智慧（sophia）视为理论理智德性的最高形式，它关涉不变事物的知识，与关涉可变事物的实践智慧形成对照。^{1616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 D. Ross)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Aristotle's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伦理德性被界定为人的一种称为「中道」的品格状况；中道不是算术意义上的居中，而是相对于行为者本人、由理性所确定的适度。^{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认为，中道由一种被称为「实践智慧」的实践理性所确定，也就是说，适度不是现成的规则可以机械套用的，而要靠行为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判断来把握。^{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与实践智慧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的表述是：德性规定了目的，实践智慧则使我们去做那些导向目的的事情，二者分别对应「目的」与「手段」两个层面。^{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实践行为方面给予实践智慧很高的地位，但他同时把至善至福归之于理性的思辨活动，因此哲学智慧在等级上高于实践智慧。^{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属于实践哲学，讨论的是人的行为而非认知，目的论是这种伦理学的基础；人的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至善，也就是幸福，而幸福是合乎德性的灵魂的现实活动。^{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由于中道须由实践智慧在具体情境中确定，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并不提供可以脱离情境直接套用的行为规则，这与后来以规则为中心的规范伦理学形成对照。^{2727从幸福论与德性论走向神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期刊社网站xuebao.snnu.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苏格拉底（Socrates）本人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主要通过柏拉图（Plato）的对话录和色诺芬（Xenophon）的记述为后人所知；因此讨论苏格拉底的德性观时，学界通常需要区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2828Plato's Shorter Ethical Work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2929Plato'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如《欧绪弗洛篇》《拉刻斯篇》《卡尔米德篇》《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反复追问“什么是德性”“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节制”这类“X是什么”的定义问题，却往往以困惑收场，并不给出正面定义；这种以诘问暴露定义困难的“苏格拉底式诘问法”（elenchus）构成德性伦理讨论的起点。^{2828Plato's Shorter Ethical Work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030Socrate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主张“德性即知识”，并由此推出“无人自愿作恶”的著名论点：作恶源于无知，而非源于意志的主动选择。这一“德性统一性”与“德性可教”的论题在对话中与普罗泰戈拉的观点形成对照。^{2828Plato's Shorter Ethical Work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灵魂三分说（理性、激情、欲望），并把正义等德性理解为灵魂各部分各司其职、和谐有序的状态；这一结构把德性从苏格拉底式的“知识”问题扩展为灵魂秩序与城邦秩序的问题，为亚里士多德以“功能”和“中道”界定德性提供了直接的思想前提。^{2929Plato'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明确把德性划分为理智德性与伦理德性，并多次以苏格拉底为对话对象：他批评苏格拉底把德性等同于知识、忽视情感与习惯的作用，认为伦理德性来自习惯化（ethos）而非单纯教导。^{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131Nicomachean Ethics, Book IIperseus.tufts.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柏拉图对话中的“德性是否可教”问题，是后世德性伦理与德性教育讨论的经典源头；《美诺篇》以“美诺悖论”提出探究如何可能的问题，并引入回忆说加以回应，这一讨论与《普罗泰戈拉篇》的可教性论题相互关联。^{2828Plato's Shorter Ethical Work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德性伦理复兴中，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常被追溯为“前史”：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1958 年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虽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资源，但其对“道德义务”概念的批评重新打开了以德性、幸福和人类繁荣为核心的古希腊进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问题意识随之被重新重视。^{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德性之后》中把德性传统追溯到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现代道德话语的碎片化源于这一目的论传统的瓦解；他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环节的处理属于其德性史叙事的一部分。^{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Stoicism，又称斯多葛派）由芝诺（Zeno of Citium，约公元前334—前262年）于公元前3世纪初在雅典创立，因芝诺在彩绘柱廊（Stoa Poikile）讲学而得名；该学派与伊壁鸠鲁派、怀疑派并列为希腊化时期三大哲学流派，其德性观是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之后古代德性伦理最重要的另一条发展线索。^{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333Stoicismbritannica.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把哲学划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三个部分，并将伦理学置于这一体系的顶点；其伦理学以「合乎自然（kata physin）地生活」为最高原则，认为宇宙由理性（logos）贯穿，人的理性是宇宙理性的一部分，因此德性就是依照理性与自然秩序而生活。^{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434Stoic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斯多亚派看来，德性是唯一真正的善（the only good），健康、财富、名誉、生命等「无差别之物」（adiaphora）本身既非善也非恶，只能作为「合意之物」或「不合意之物」被偏好或回避；这一立场与亚里士多德把外在善视为幸福必要条件的观点形成鲜明对照。^{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提出四种基本德性：智慧（sophia / prudentia）、勇敢（andreia / fortitudo）、节制（sōphrosynē / temperantia）与正义（dikaiosynē / iustitia），并认为四者相互蕴含、不可分离——拥有其一即拥有全部德性，德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535Cardinal Virtuesnewadven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主张德性是一种知识或科学（epistēmē），恶则源于无知与错误判断；情感（pathos）被理解为由错误判断引起的非理性冲动，因此德性修养的核心在于通过理性训练根除情感，达到「无动于衷」（apatheia）的境界。^{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434Stoic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内部对德性与「无差别之物」的关系存在过争论：早期斯多亚派更强调德性自足、外在之物完全无关紧要，而罗马时期的帕奈提乌斯（Panaetius）与波塞多尼乌斯（Posidonius）则对无差别之物给予更多重视，这一调整影响了西塞罗《论义务》的写作。^{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636Cicero's De Officiis and the Stoic Tradition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罗马斯多亚派的三个代表人物——塞涅卡（Seneca，约公元前4—公元65年）、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约55—135年）与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年）——把斯多亚德性论从希腊理论哲学转化为面向实践的自我修养学说，其著作《道德书简》《手册》《沉思录》成为后世德性伦理的重要文本。^{3333Stoicismbritannica.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737Epictetu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爱比克泰德区分「在我们能力之内的」与「不在我们能力之内的」事物，认为德性只在于对自身判断与意愿的正确运用，这一区分把斯多亚德性论聚焦为一种内在自由与人格完善的学说。^{3737Epictetu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838Epictetus — Enchiridion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主张一切理性存在者同属一个由 logos 联结的「世界城邦」，德性要求超越城邦界限、以普遍的人类共同体为关怀对象；这一观念被普遍视为现代世界主义与人权话语的古代源头之一。^{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939Cosmopolitan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德性论与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关键差异在于：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介于过度与不足之间的「中道」（mesotēs），并需要外在善与运气作为幸福的条件；斯多亚派则否认中道说，认为德性本身即是完善理性，且幸福完全独立于外在境遇。^{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派与伊壁鸠鲁派在德性地位上存在公开对立：伊壁鸠鲁派认为德性只是达到快乐（ataraxia）的工具，本身并非目的；斯多亚派则坚持德性是唯一的善与目的本身。这一分歧是希腊化伦理学争论的核心议题之一。^{3232Stoic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040Epicuru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多亚德性论对后世影响深远：早期基督教教父（如克莱门特、奥利金）吸收其德性观与 logos 概念，中世纪经院哲学通过西塞罗与塞涅卡继承其四主德框架，近代斯宾诺莎《伦理学》亦以斯多亚式的理性与自由观念为背景。^{3333Stoicismbritannica.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3636Cicero's De Officiis and the Stoic Tradition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中，斯多亚派被重新视为与亚里士多德并列的古代德性传统：麦金太尔《德性之后》将斯多亚派纳入德性传统叙事，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等学者则对斯多亚情感论与 cosmopolitanism 展开系统研究，使其成为当代德性伦理讨论的重要资源。^{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141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press.princeton.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儒家伦理在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的讨论中常被作为「邻近传统」加以比较：它不以规则或后果为中心，而以「德」与「成人」为中心，围绕仁、义、礼、智、信等德目展开人格养成与道德评价。^{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孔子在《论语》中以「仁」为核心德目，提出「仁者爱人」，并把「君子」作为理想人格；「仁」在《论语》中出现百余次，是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4242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343Confuciu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论语·为政》记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呈现了道德人格随年龄与修养逐步成熟的阶段论，常被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养成观相比较。^{4242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444Menciu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孟子以「四端」说论证德性的内在根据：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别为仁、义、礼、智之端，主张「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强调德性可通过存养扩充而成。^{4545Mengzi (Mencius)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646Human Nature and Moral Cultivation in the Menciu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荀子虽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但同样以德性养成为核心问题，强调「化性起伪」与礼义教化，其伦理关切与德性伦理的问题意识相近，而与孟子在人性根据上形成对照。^{4747Xunzi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4848Xunzi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并讲「诚」与「慎独」，把德性修养与天道、教化贯通，构成儒家德性论的重要形上维度。^{4949Doctrine of the Mean (Zhongyong)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宋明理学以「性即理」（程朱）与「心即理」（陆王）等命题展开德性根据的讨论，朱熹编定《四书》并主张「格物致知」以成就德性，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把德性修养落实为心上的工夫。^{5050Zhu Xi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151Wang Yangming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儒家「德」与「礼」的关系是德性伦理比较研究中的关键议题：礼为德性提供实践形式与规范框架，德性则使礼具有内在精神，二者被视为相互构成而非简单对立。^{5252Li (Ritual Propriety)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在引介麦金太尔、努斯鲍姆等德性伦理著作的同时，也开展以儒家德性论回应现代规范伦理的讨论，形成「儒家德性伦理」这一研究论域。^{5353德性伦理zgbk.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454儒家德性伦理研究cssn.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现代德性伦理的复兴通常以 G. E. M. 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1919—2001）1958 年发表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为思想起点；该文发表于《哲学》杂志第 33 卷，后收入其论文集《伦理学、宗教与政治》等文集。^{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在该文中提出，现代道德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道德义务”“道德责任”“应当”以及“道德上正当/错误”等，是从一种以立法者为中心的伦理法律观中遗留下来的；而在现代世俗语境中，这一法律观的立法者（上帝）已被放弃，这些概念因此失去了原有的根基，继续使用只会造成混乱。^{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主张，在找到一种充分的道德心理学之前，应当暂时搁置道德哲学研究；她认为当时通行的功利主义、康德式义务论等规范理论都建立在有缺陷的道德心理学之上，因而无法为道德判断提供可靠基础。^{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批评现代道德哲学把“义务”“责任”等法律式概念当作伦理学的核心，而忽视了诸如勇气、节制、正义、慷慨等德性概念；她主张以德性、幸福（eudaimonia）与人类繁荣等概念重新组织伦理学思考，这一取向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德性伦理复兴。^{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在文中还批评了后果主义（功利主义）与康德式义务论共有的“立法者—服从者”模式，认为二者都试图为一切行为提供普遍规则，却无法说明在具体情境中应当如何行动，也无法解释道德品质在伦理生活中的地位。^{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评被广泛视为德性伦理在 20 世纪后半叶复兴的催化剂；伊丽莎白·安斯康姆的学生及后续学者（如菲利帕·富特、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等）沿着她提出的方向，推动了以德性为中心的伦理学研究的兴起。^{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的批评也引发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她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法律式”解读过于狭窄，未能公正对待康德义务论内部的多样性；也有学者认为她关于“搁置道德哲学”的主张过于激进，难以作为建设性纲领。^{5656Kant's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的道德哲学以规则为中心：元伦理学聚焦道德判断的语言与逻辑，规范伦理学聚焦于为行动提供原则与规则，而“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品格问题被边缘化。安斯康姆1958年的《现代道德哲学》正是针对这一格局发出的批评，她认为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义务”“责任”“应当”等概念是基督教立法式伦理的残余，在世俗化的语境中已失去根基，因而呼吁回到以德性为核心的伦理学。^{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在《现代道德哲学》中明确主张，道德哲学应当放弃以“道德义务”“对与错”“应当”为核心概念的立法式框架，转而采用“德性”“品格”等评价性概念；她并以“不公正”与“不诚实”为例，说明德性概念比义务概念在意义上更为根本。这一批评被公认为德性伦理现代复兴的思想起点。^{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提出，现代道德哲学陷入“不可通约的诸论证”的僵局：各种规则伦理学（如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各自诉诸不同的原则，却无法给出共同的裁决标准。他把这一困境归因于启蒙方案失败后道德概念脱离其目的论背景的历史过程，并主张以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传统重建道德合理性。^{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规则为中心的规范伦理学在理论结构上把“行动的对错”作为首要评价对象，把德性视为服从规则的心理倾向或辅助性品质；德性伦理的批评者则指出，这种结构难以说明道德动机与道德教育，也难以解释规则之间的冲突如何裁决，因而无法充分刻画道德生活的整体。^{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功利主义与康德义务论在20世纪规范伦理学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二者都以原则或规则作为道德判断的最终依据；德性伦理的复兴正是作为对这两种“规则中心”传统的替代方案而出现的。^{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规则中心伦理学被批评为对道德动机与道德教育说明不足：规则可以告诉人应当做什么，却难以说明人为何要有遵守规则的品格，也难以解释品格如何养成。德性伦理据此主张，道德评价的焦点应从单个行动转移到行动者及其品格。^{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有学者指出，规则中心伦理学的局限并不等于规则本身无意义；德性伦理的批评主要针对“以规则为唯一或首要道德概念”的理论立场，而非否认规则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这一区分在当代德性伦理讨论中被广泛接受。^{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英语世界的道德哲学被元伦理学主导，分析哲学家主要关注道德语言的意义、道德判断的逻辑地位以及价值陈述能否为真等问题，规范伦理学与实质性的道德心理学问题被边缘化。^{5757Meta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1958年，英国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康姆（G. E. M. Anscombe）发表《现代道德哲学》（Modern Moral Philosophy）一文，批评以义务论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错误地诉诸“道德义务”“道德上应当”等法律式概念，主张在拥有一种充分的道德心理学之前应暂停道德哲学研究，并重新引入德性、幸福等概念。该文被公认为德性伦理现代复兴的起点。^{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555G. E. M. Anscombe,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20世纪60至70年代，英美哲学界对功利主义与康德义务论的批评日益增多，部分哲学家认为这两种规范理论在解释道德动机、道德教育与人格品质方面存在不足，从而为以行为者品质为中心的德性伦理留出了理论空间。^{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5858Consequential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1971年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重新确立了规范政治哲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合法地位，使道德哲学的关注点从元伦理学转向实质性规范问题，这一转向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学科氛围。^{5959John Rawl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060A Theory of Justice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1981年，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出版《德性之后》（After Virtue），将现代道德危机诊断为启蒙规划失败的结果，主张回归以实践、叙事统一性与传统为基础的德性观，该书成为德性伦理复兴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1980年代，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 1985）等著作中对以义务为中心的现代道德体系提出批评，强调品格、情感与个人完整性，与麦金太尔、安斯康姆等人的工作共同构成对现代规范伦理学的反思潮流。^{6161Bernard William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060A Theory of Justice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20世纪80年代，德性伦理在英语哲学界已从边缘议题发展为与义务论、功利主义并列的第三种规范伦理学进路，相关讨论大量出现在《哲学与公共事务》《伦理学》等期刊以及大学课程中。^{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262The Virtue Approach to Moral Educationphilosophyofeducation.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的现代复兴与战后西方社会对规则化、程序化道德话语的不满有关，部分哲学家认为以规则和原则为中心的伦理学难以说明道德教育、道德榜样与人格养成，也难以回应人们对“我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关切。^{6363Virtue Ethicsoxfordr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伦理复兴的早期阶段，女性主义哲学家如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与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从关怀伦理角度对以规则和正义为中心的道德理论提出批评，强调关系、关怀与具体情境，这一思潮与德性伦理的复兴相互呼应，但关怀伦理本身通常被视为独立的伦理学进路。^{6464Feminist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565Car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是当代德性伦理复兴中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其1981年出版的《德性之后》（After Virtue）被公认为现代德性伦理复兴的标志性著作，该书以历史叙述的方法批判现代西方伦理学，主张重返古典美德伦理传统。^{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德性论的核心建构是「实践」（practice）概念：他主张德性是在具体社会实践内部被界定和养成的品质，实践同时包含「内在利益」（internal goods）与「外在利益」（external goods），二者相互依存，德性正是使人能够追求并维系实践内在利益的品质。^{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以「实践—个人生活叙事—传统」三层结构来界定德性：德性不仅相对于具体实践，还相对于一个完整人生的统一叙事，并最终相对于维系该叙事的社会传统；因此其德性论常被概括为「实践传统」进路，与以规则为中心的现代规范伦理学相对。^{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黄建军、刘耀东在《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发表的《麦金太尔新保守主义德性观之检视》一文中，将麦金太尔的德性观定性为「新保守主义德性观」，认为其意义在于批判现代社会道德危机、探索重建道德之路，反思当代西方分配正义理论并注重德性对正义的价值，同时凸显道德与实践的关联性。^{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同一文亦指出麦金太尔德性观存在不足：过于注重批判而忽视理论建构，强调德性回归传统而陷入理想主义境地，德性理论不彻底并陷入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逻辑悖论。^{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对现代道德危机的诊断以「道德碎片化」为核心：他认为启蒙以来的道德筹划失败，留下的是从各自传统中剥离出来的、彼此不可通约的道德残片，因而现代道德争论表现为无休止且无法裁决的「诸神之争」。^{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后期以《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与《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Three Rival Versions of Moral Enquiry）等著作，将德性论扩展为一种「传统构成性」的合理性理论，主张不同道德传统各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标准，传统之间只能通过「认识论危机」与重构来比较优劣。^{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的实践传统进路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规则—正义论自由主义构成直接对立：他批评现代分配正义理论脱离德性语境，主张德性对正义具有构成性价值，而非仅具工具性价值。^{6666哲学研究zxyj.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是当代德性伦理复兴中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其1986年出版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被视为德性伦理现代复兴的标志性著作之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中提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之所以优于柏拉图式的理性主义，在于它能够更好地解释人类实践生活的复杂性和悲剧性冲突；她认为，伦理理论不应追求一种消除冲突的、自足的理论体系，而应关注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智慧（phronesis）。^{6161Bernard William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善的脆弱性》的出版与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1981年的《德性之后》、伯纳德·威廉姆斯1985年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等著作一起，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德性伦理复兴的核心文本群，推动了德性伦理从边缘走向当代伦理学讨论的中心。^{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善的脆弱性》于198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2001年再版时纳斯鲍姆增加了新的序言，回顾了该书出版十五年来的影响和批评，并回应了一些主要的反对意见。^{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1943— ）是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工作被视为德性伦理学在20世纪后期复兴进程中的重要贡献。^{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学》（On Virtue Ethics）一书中对新亚里士多主义德性伦理学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与辩护，该书是这一进路的代表性著作。^{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理论建构上，赫斯特豪斯主张德性伦理学能够为行动提供实质性的指导，并据此回应“德性伦理学无法指导行动”这一常见批评。^{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强调情感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并把情感纳入德性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而非将其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有意拒绝对立式的理论划界，主张在康德伦理学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德性伦理学之间存在比通常认为的更多的共同点。^{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率先从德性伦理学的视角对“出于责任感而行动”这一命题作出阐发，从而在德性论框架内重新安置了义务动机问题。^{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鉴别出属于美德的那些品质特征，并借助人性（人的本性及其生活形式）来论证这种区分的合理性，构成其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立场的核心论证环节。^{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的德性伦理学同时关注道德困境问题，试图说明德性论如何刻画和应对道德困境，而非回避这一现象。^{6868桂林理工大学图书馆libopac.glut.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29—2003）是20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1985）对包括德性伦理在内的整个现代道德哲学规划提出了系统性质疑。^{6969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161Bernard William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中，威廉姆斯提出「伦理学的限度」这一提法，主张哲学反思无法为伦理生活提供外在的、中立的合理性基础；他区分「伦理」（ethics）与「道德」（morality），并把以义务、责任和责备为核心的现代「道德系统」称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而非伦理生活的普遍形式。^{6969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070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以「苏格拉底问题」——「一个人应当如何生活？」——作为伦理反思的起点，认为这一问题的优先性高于「我应当做什么？」式的义务论提问，这一立场与德性伦理对品格与生活整体的关注相呼应。^{6969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末章提出，现代道德哲学所依赖的「反思」会侵蚀伦理生活所依托的「厚实」伦理概念，他因此主张一种「非反思的」或「实践上可靠的」伦理知识，而非追求完全理论化的道德体系。^{6969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070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对「道德运气」（moral luck）的讨论（1976年论文，后收入1981年文集《道德运气》）指出，行为者的道德评价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其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这动摇了以可控性为核心的现代道德责任观，也为德性伦理强调品格与境遇的互动提供了支持。^{7171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272Moral Luck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道德运气》一文中，威廉姆斯通过「高更」案例说明，一个行为者的人生计划与艺术使命可能要求其背离既有的道德义务，而事后评价只能从「生活整体是否成功」的角度进行，这体现了德性伦理式的评价视角。^{7171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272Moral Luck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在《现代人与道德》等文中批评现代道德哲学过分依赖「义务」概念，认为这种以义务为中心的理论无法充分说明友谊、承诺等伦理关系的内在价值，这一批评常被德性伦理学者引为支持自身立场的论据。^{7070Bernard Williams, Mor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s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373Bernard Williams, Modernity and the Substance of Ethical Life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他对亚里士多德式的「幸福」（eudaimonia）与「功能论证」同样持保留态度，因此他与德性伦理的关系是「同路而非同派」：他支持对现代道德哲学的批判，但不接受以德性为核心重建规范伦理学的方案。^{6969Bernard Williams, 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的《羞耻与必然性》（Shame and Necessity，1993）通过重新解读古希腊悲剧与史诗，论证古希腊伦理思想中的「羞耻」概念并不比现代「罪责」概念更原始，从而为德性伦理的古典源头提供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解释路径。^{7474Bernard Williams, Shame and Necessityucpress.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575Shame and Necessity (review)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威廉姆斯对「伦理学的限度」的论述在当代德性伦理讨论中被广泛引用，既被用来支持对规则化伦理学的批评，也被用来质疑德性伦理自身能否提供公共可辩护的规范标准，构成德性伦理与规范性关系讨论中的重要一环。^{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373Bernard Williams, Modernity and the Substance of Ethical Lifecambridg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幸福主义德性伦理（eudaimonistic virtue ethics）是当代德性伦理学中最具亚里士多德色彩的一支，其核心主张是：德性是使行动者得以繁荣兴盛（eudaimonia）的品质，伦理评价的最终尺度是行动者过得好不好、是否实现人之为人的完善活动，而非孤立行为的对错。^{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1958年的《现代道德哲学》一文通常被视为当代德性伦理复兴的起点，她对以义务论和后果论为代表的现代道德哲学提出批评，主张在缺乏一种关于人类繁荣的充分说明之前，道德义务概念本身是空洞的；这一诊断直接为幸福主义路线设定了议程。^{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菲利帕·福特在《德性与恶》中提出，德性是使人类生活繁荣所必需的品质，并明确以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主义为框架，把德性与人类需要和繁荣联系起来，是幸福主义德性伦理在当代英语学界的重要奠基文本之一。^{7676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 in Moral Philosophy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中把德性伦理界定为以行动者为中心的理论，并主张一种幸福主义版本：德性是使人类繁荣的品质，而德性伦理能够为行为提供正确的行动说明，即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有德者在此情境中会采取的。^{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朱莉娅·安娜斯在《幸福的限度》与《理智的德性》等著作中，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框架讨论幸福（eudaimonia）与德性的关系，主张德性是人类繁荣的构成性部分而非仅仅是其工具，并由此展开对古代幸福主义与当代伦理学问题的系统辩护。^{7777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幸福主义德性伦理内部在“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上存在不同侧重：一种立场认为德性是人类繁荣的构成性成分（德性本身即是幸福的一部分），另一种立场则更强调德性作为实现繁荣的工具或必要条件；这一区分在安娜斯与赫斯特豪斯等人的论述中都有明确讨论。^{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77The Morality of Happi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幸福主义德性伦理常被批评为依赖一种有争议的“人类繁荣”或“人性功能”说明，因而在多元社会中难以提供公共可接受的规范标准；这一批评在当代德性伦理讨论中被反复提出，并构成幸福主义路线需要回应的主要理论负担之一。^{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规范伦理学教材与综述中，幸福主义德性伦理通常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德性伦理、关怀伦理以及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并列，被视为德性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分支之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agent-based virtue ethics）是当代德性伦理学内部的一个理论分支，其核心主张是：行为的道德地位不取决于行为本身的性质或后果，而取决于行为所出自的行为者的内在品质、动机或品格；行为的正当性由行为者的德性状态派生或解释。^{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从道德到德性》（From Morality to Virtue, 1992）和《源自动机的道德》（Morals from Motives, 2001）中系统阐述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主张以行为者的动机（如仁爱、关怀）作为道德评价的最终基础，行为的正当性在于它是否表现或源自这些可欲的动机。^{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区分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与以行为者为焦点的德性伦理（agent-focused virtue ethics）：后者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关注行为者的品格与幸福，但仍承认行为评价的某种独立性；前者则更彻底地把行为评价还原为行为者评价。^{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通常被归为道德评价中的「以行为者为基础」进路，与「以行为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学（如后果主义、义务论）形成对照，其理论动机之一是为德性伦理提供一种独立的、不依赖规则或后果的规范性说明。^{7979Virtue Ethicsrep.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以「仁爱」（benevolence）或「关怀」（caring）为核心动机，并试图由此说明义务、权利、正义等道德概念，主张这些概念可以从行为者的动机品质中派生出来。^{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在当代德性伦理学复兴中属于较晚出现且较具争议的进路，其理论吸引力在于为德性伦理提供一种统一的、以行为者评价为核心的规范结构，但也面临如何说明行为评价的客观性与可普遍化等批评。^{7979Virtue Ethicsrep.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后期在《关怀与共情》（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 2007）等著作中，将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与关怀伦理、共情研究相结合，进一步扩展了该进路的理论范围。^{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080Michael Slote, 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以行为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与以行为者为焦点的德性伦理之间的区分，是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中的一项重要分类，常被用于说明不同德性伦理理论在规范结构上的差异。^{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内尔·诺丁斯在《关怀：伦理与道德教育的一种女性进路》（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1984）中把关怀确立为一种关系性的德性与实践，强调关怀者与被关怀者的相遇、接受性与动机移位，而非以规则为中心的道德推理。^{8181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ucpress.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弗吉尼亚·赫尔德在《关怀伦理》（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 2006）中系统论证关怀伦理是一种独立的规范性理论，并把关怀从私人领域扩展到政治与全球正义问题，这一工作使关怀伦理与德性伦理在理论结构上的亲缘关系得到更明确的讨论。^{8282The Ethics of Care: Personal, Political, and Global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在《从道德动机到德性伦理》（From Morality to Virtue, 1992）与《关怀与德性伦理》等著作中，把移情（empathy）作为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的核心机制，认为以移情为基础的关怀能够为德性伦理提供统一的解释框架，这一进路被称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8383From Morality to Virtue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关怀伦理与德性伦理的交叉也引发理论张力：关怀伦理强调关系与接受性，而传统德性伦理（尤其亚里士多德式）强调行动者的实践智慧与目的论框架，二者在德性的统一性、道德教育的路径以及规范性来源上存在不同侧重，学界对此有持续讨论。^{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目标论德性论（teleological virtue ethics）以“幸福”（eudaimonia）或“人的繁荣”为伦理评价的最终参照点，主张德性是使人实现其固有功能或完善其本性的品质；在这一框架下，行为的正当性由它是否体现或促进德性生活来理解，而非由独立于善的规则来判定。^{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标论版本以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为代表：他在《德性之后》中把德性界定为“获得性的人类品质，拥有和运用它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并认为德性只有在一种具有整体叙事统一性的人生与共同体传统中才能被理解。^{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的目标论带有明确的历史主义与反现代性色彩：他主张现代道德话语陷入不可通约的碎片化，因而需要重建一种以实践、人生统一性与传统为三重背景的德性概念，而不是为道德判断提供中立的普遍规则。^{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自然主义德性论主张德性概念可以且应当在自然主义框架内得到说明，即不诉诸非自然的、神学的或纯形式的道德属性；其当代形态包括以人类需要、繁荣与生物性功能为基础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主义。^{8484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富特（Philippa Foot）在《自然之善》中提出，德性判断与对植物、动物之善的判断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说某物“好”是相对于其物种的繁荣而言的，人的德性则关涉人的实践理性与意志之善；她由此为德性伦理提供了一种自然主义的“善”之说明。^{8484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Rosalind Hursthouse）在《论德性伦理》中提出以“有德者会怎样做”作为道德正确性的标准，并把德性理解为使人类作为物种得以繁荣、过上好生活的品质特征，从而把目标论与自然主义结合起来。^{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与麦克道尔式的自然主义强调“第二自然”（second nature）概念：德性教育使人获得一种被理性塑造的知觉与实践能力，从而把自然主义与规范性的可理解性结合起来，避免把德性还原为纯粹生物学事实。^{8585Two Sorts of Naturalismhup.harva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目标论与自然主义德性论之间并非同一立场：目标论强调以善或繁荣为伦理评价的最终目的，自然主义则强调德性属性的形而上学地位；二者可以结合（如富特、赫斯特豪斯），也可以分离（如某些非自然主义的目标论版本）。^{8484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对自然主义德性论的一项常见批评是“物种相对主义”或“生物学决定论”疑虑：如果德性以人类物种的繁荣为尺度，那么如何避免把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生活方式误当作自然必然；富特与赫斯特豪斯对此的回应是强调实践理性在人的繁荣中的构成性作用。^{8484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686Naturalism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and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目标论德性论在当代的另一个重要版本是“完善论”（perfectionism）式的解读，即把德性视为实现人的本性所固有的完善；这一解读与自然主义有交集，但也可以建立在非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787Perfectionism in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把德性类比为技艺（technē）或专家知识，是西方伦理学的一个古老思路：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就表现出将德性作为技艺和专家知识的强烈倾向。^{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苏格拉底式的技艺模型从一开始就面临困难，并非一个自洽无碍的类比；这些困难在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已经显露。^{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近年来，随着美德伦理学的新进展和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把德性理解为专家技能的主张重新受到关注，其背景之一是社会期望以技术手段解决专业领域中复杂棘手的伦理问题。^{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的技艺模型被认为具有多重优势：它有助于解释德性是什么、有助于说明德性如何培养，也有助于让德性论与经验科学相结合。^{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支持技艺模型的阵营内部并不一致，存在分歧；并且该阵营对工具主义质疑的回应被认为欠缺说服力。^{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反对彻底技能化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德性包含的实践智慧具有高语境特征，因而面临不能被编码、不能实现技能化的质疑。^{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结论是：德性的技艺化理解与专业培养在一定限度内可行，但德性自身不能被彻底技能化；把德性和实践智慧强行完全技能化，无益于人生活中卓越但脆弱的善。^{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与技能之辨中，实践智慧被视为关键：确立并实现“值得过”的善好生活这一目标需要实践智慧，而实践智慧在多个向度上都不能被完全技能化。^{8888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实践智慧（phronesis）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被界定为一种理智德性，它使人能够就对人而言善与恶的事情进行正确考虑并付诸行动，因而区别于仅仅关乎制作与产出的技艺（techne）。^{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中，实践智慧不能与伦理德性相分离：伦理德性提供正确的目的，实践智慧则提供达成目的的正确手段，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实践智慧不同于科学知识（episteme），因为它的对象是可变、特殊且具体的行动情境，而非必然且普遍的事物；它也不同于智慧（sophia），后者关涉最高原理与永恒对象。^{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实践智慧包含对具体情境的感知与判断能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对特殊事物的知觉”，这种能力无法完全还原为普遍规则，因而实践智慧常被理解为一种在规则与情境之间进行权衡的实践判断力。^{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当代德性伦理复兴中，实践智慧被用来回应“德性伦理缺乏行动指导”的批评：实践智慧被视为连接普遍德性品质与具体行动选择的桥梁，使德性伦理能够提供情境敏感的行动指引。^{8989Phronesis and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Virtue Ethicsbrill.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理论中，实践智慧与“规则应用”的关系存在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智慧是对既定规则的明智应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智慧本身具有优先于规则的规范地位，能够在具体情境中生成行动理由。^{8989Phronesis and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Virtue Ethicsbrill.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实践智慧与“明智”（prudentia）在托马斯·阿奎那及经院传统中被视为核心德性之一，并被纳入审慎德性的框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既有承继也有转化。^{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090Prudence (New Advent Catholic Encyclopedia)newadven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在引介德性伦理时，常将实践智慧与儒家“经权”思想及“知行合一”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视其为中西实践哲学对话的重要概念节点。^{9191德性伦理与实践智慧：中西比较的视角cnki.com.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道德运气”（moral luck）这一概念由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与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在 1976 年共同编辑的文集《道德运气》中提出并引发广泛讨论；其核心悖论在于：道德评价通常被认为只应针对主体可控制的范围，而运气属于主体不可控制的范围，但现实中许多道德判断却不可避免地依赖于运气因素。^{9292【黄勇】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 儒家网rujiazg.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伦理学的语境中，道德运气问题之所以格外尖锐，是因为德性伦理把评价重心放在“什么样的人”而非“什么样的行为”上，而品格的形成、德性的养成与施展都深受家庭出身、社会环境、天赋气质等主体无法选择的条件影响，这使得“德性是否值得赞扬”本身成为一个问题。^{9292【黄勇】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 儒家网rujiazg.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黄勇指出，王阳明的美德伦理学可以帮助解决“道德运气”概念所具有的矛盾或悖论性质；这一解读属于从宋明儒学出发对当代美德伦理学问题的回应，而非对威廉斯、内格尔原始论述的复述。^{9292【黄勇】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 儒家网rujiazg.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道德运气概念在当代伦理学中的讨论通常被区分为若干类型，包括结果性运气、情境性运气、构成性运气与因果性运气等，用以说明运气在行为后果、处境选择、品格构成与行为成因等不同层面上的介入方式；这些区分主要来自内格尔的论文，并成为后续讨论的分析框架。^{9292【黄勇】美德伦理学：从宋明儒的观点看 - 儒家网rujiazg.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是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中最主要的挑战来源之一：它援引若干心理学实验及其结果，质疑「品格」作为一种稳定的、跨情境起作用的心理事实是否真实存在，从而对以品格概念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构成压力。^{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中文文献中，这一挑战通常被译述为「情境主义」或「境况主义」，相关讨论自 2018 年前后持续至今，李义天《情境主义挑战为什么不成功？——基于现代美德伦理学立场的辨析与回应》（《哲学动态》2018 年第 5 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回应性论文。^{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徐向东与陈玮合写的《境况与美德——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对境况主义挑战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代表了另一条回应路径：不是放弃品格概念，而是回到亚里士多德的道德心理学，用其中的实践智慧、习惯化与情感培养等资源说明品格何以可能。^{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田洁《拯救品格——对境况主义的一种回应》（《道德与文明》2020 年第 4 期）与宫睿《为情境主义辩护》（《道德与文明》2021 年第 4 期）构成一对直接对垒的文本：前者站在美德伦理学一方为品格辩护，后者则为情境主义的挑战本身作辩护，说明这一争论在中文学界是双向展开而非单方面回应。^{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赵永刚《情境美德论》（《世界哲学》2020 年第 4 期）提示了另一种处理方式：不把品格与情境视为非此即彼，而是尝试把情境纳入美德理论内部，形成一种「情境美德论」的表述。^{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马克·阿尔法诺（Mark Alfano）提出了一种温和的解决思路：把品格视为一种「道德虚构」。其论证要点是，即使品格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在经验上不充分，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也应把「品格」概念保留在道德话语中，而不是取消它。^{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对阿尔法诺方案的主要批评是：实用并不意味着合理。如果品格确实是虚构的，那么以「品格」概念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的根基依然会被动摇，因此这一辩护并不成功。^{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围绕品格与情境的争论出现了一个方法论转向的建议：与其纠结品格是不是一种心理事实，不如关注如何帮助人们获得优良品格，以指导道德实践、实现人的幸福。这一提法把讨论重心从形而上学/心理学的事实认定移向品格培养的实践问题。^{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概念层次上，「品格」与「情境」之争的实质分歧在于稳定性假设：德性伦理学传统上假定德性是一种跨情境稳定的内在品质，而情境主义的实验证据被用来表明行为更多由当下情境因素驱动；争论因此不是关于个别实验的解释，而是关于德性心理学是否成立。^{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在当代规范伦理学中的位置，常被概括为与义务论、后果论并列的“第三种进路”；这一概括本身即预设了德性伦理能够对“人应当如何行动”给出回答，否则它只能是一种关于品质的理论而非规范理论。^{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安斯康姆在《现代道德哲学》中提出，义务论与后果论所依赖的“道德义务”“应当”等概念，是神法伦理框架的残留；一旦放弃这一立法者框架，这些概念便失去内容。她由此主张，道德哲学应当转向关于德性、品质与人类繁荣的讨论。这一论证为德性伦理的复兴提供了起点，但也意味着德性伦理从一开始就承担着“在没有法则概念的情况下如何谈论规范性”的压力。^{9494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主张，启蒙以来的道德筹划失败于其试图为道德判断寻找理性根据的努力；他转而以“实践”“叙事统一性”与“传统”来重构德性，使德性成为理解人类行动可理解性的条件。这一路径把规范性锚定在共同体与传统之中，而非普遍法则或后果计算之上。^{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中提出，德性伦理可以给出行动指导：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在其品格特征下会采取的行为。她进一步以“德性规则”说明德性如何产生具体的行为要求，例如“应当做勇敢的事”“不应做懦弱的事”，从而回应“德性伦理不能指导行为”的批评。^{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德性伦理缺乏行动指导”的批评，一种常见回应是区分“以行动为中心”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规范理论：德性伦理并不否认行动评价，而是主张行动评价依赖于对行动者品格与动机的评价。这一区分由赫斯特豪斯等人系统阐述，成为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规范性问题的基本框架。^{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在《来自动机的道德》中提出“以行动者为基础的”德性伦理，主张行为的道德地位完全由行动者的内在动机与品格决定，而不依赖于规则或后果。这一立场比赫斯特豪斯的“以行动者为中心”版本更强，也更容易招致“无法给出公共可检验的行动指导”的批评。^{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对德性伦理指导行为能力的经典批评来自罗伯特·劳登：他区分了“以行动者为中心”与“以行动为中心”的伦理理论，并指出德性伦理若只告诉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无法在具体情境中告诉我们“此刻应当做什么”，因而在实践慎思中是不充分的。^{9595On Some Vices of Virtue Ethics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另一种批评指出，德性伦理在面临道德冲突时缺乏裁决程序：当勇敢与仁慈要求相反行动时，德性伦理只能诉诸“有实践智慧者的判断”，而这一判断本身难以被公共地检验或教授，因而在制度化的应用伦理学中指导力有限。^{9696Virtue Ethics and Moral Conflictlink.springer.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的支持者回应称，“指导行为”不必等同于“提供决策程序”：德性伦理提供的是对行动理由的说明与对道德教育的框架，其规范性体现在培养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行动者，而非在每一情境中给出算法式答案。这一回应把规范性的重心从“规则”转向“判断力”与“品格养成”。^{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797Virtue and Reason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关于德性伦理能否指导行为，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结论：一派认为德性伦理至多提供补充性说明，不能独立承担规范理论的角色；另一派认为德性伦理的规范性恰恰体现在对行动者判断与动机的塑造上，因而无需以规则形式给出指导。这一分歧是当代德性伦理学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9595On Some Vices of Virtue Ethics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汉语学界的讨论中，德性伦理的证成问题被表述为「德性伦理何以可能」：论者试图为德性伦理寻找本体论基础，使德性、规范与德行在生命过程中获得统一，从而在生活世界中同时得到理性与实践的双重确证。^{9898南京晓庄学院学报publish.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这一路径的核心主张是：德性伦理的规范性力量不来自外部规则的颁布，而来自「德化」的切己存在样式——生命存在在德化过程中体证德性—规范—德行的统一，规范由此获得内在的实践支撑。^{9898南京晓庄学院学报publish.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路径把德性伦理的落脚点放在个性人格的不断完满自足上，认为德性伦理正是在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化解善与恶、善与善、生与死的冲突，从而为自身找到可以落脚的基点。^{9898南京晓庄学院学报publish.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证成结构看，实践性证成路径与规则论的证成方式形成对照：后者诉诸普遍化检验或程序性规则来确立规范的约束力，前者则诉诸行为者在其生活世界中的德性养成与人格完善来表明规范何以具有实践效力。^{9898南京晓庄学院学报publish.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性伦理的复兴并未取代规范伦理，而是逐步形成与义务论、后果论互补融合的格局：德性伦理提供“什么样的人”与道德动机、道德教育的维度，规范伦理提供“应当做什么”与行为评价、制度设计的维度。^{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英语学界，安斯康姆1958年的论文《现代道德哲学》被视为德性伦理复兴的起点，她批评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义务”概念缺乏法律式立法者的支撑，主张转向以德性、幸福与人类繁荣为核心的伦理学。^{999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提出，启蒙以来的规范伦理方案因缺乏对“人的目的”的共识而失败，德性伦理的复兴需要恢复以实践、叙事与道德传统为背景的目的论框架。^{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中提出，德性伦理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规范理论，以“有德者会做什么”作为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从而与义务论、后果论形成三足鼎立的理论格局。^{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在《来自动机的道德》中主张以“基于行为者的”德性伦理取代以行为为中心的规范理论，强调道德评价的根本对象是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与动机。^{100100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融合体现为“原则主义”与“德性”的结合：比彻姆与邱卓思提出的生命伦理四原则在后续讨论中被认为需要补充德性维度，以说明原则如何被有德性的行动者理解与运用。^{101101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在引介德性伦理时，多强调其与儒家德性传统的亲和性，并主张在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间建立互补关系，而非简单以德性伦理取代规范伦理。^{102102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互补cnki.com.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关于德性伦理能否为行为提供充分的行动指导，学界存在争论：批评者认为德性伦理缺乏明确的决策程序，难以解决具体道德困境；辩护者则认为德性伦理通过实践智慧与道德感知提供指导，且可与规范原则结合使用。^{7979Virtue Ethicsrep.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99Virtue Ethic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edinburghuniversitypress.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中回应说，德性伦理并非没有行动指导，而是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决策程序」的指导：德性规则（如「诚实」「仁慈」）可以给出行动指引，只是这种指引是情境敏感的、需要实践智慧来判断，而不是机械地套用规则。^{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赫斯特豪斯进一步指出，要求一种伦理理论必须提供「决策程序」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它预设了义务论或后果论式的理论模型；德性伦理可以承认行动指导的必要性，但拒绝把伦理理论等同于决策算法。^{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在《来自动机的道德》中从另一个方向回应了行动指导性批评：他认为德性伦理的评价重心在于行动者的内在动机与品格，而不是外在行为规则；因此「行动指导性不足」这一批评本身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期待上。^{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批评者还指出，德性伦理在面临道德困境时难以给出裁决：当两种德性要求冲突（如诚实与仁慈），德性伦理缺乏像义务论那样的优先级规则来判定应当如何行动。这一批评在应用伦理学讨论中尤为常见。^{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道德困境的批评，德性伦理的支持者回应说，实践智慧本身就包含在具体情境中权衡多种德性的能力，道德困境的裁决恰恰需要这种情境判断力，而不是抽象规则；因此困境裁决问题不是德性伦理的缺陷，而是它的核心关切。^{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878Michael Slote, 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德性伦理的行动指导性不足被视为其进入具体议题（如医学伦理、环境伦理）的主要障碍之一；批评者认为，缺乏明确的行动规则使德性伦理难以直接用于制定临床决策指南或政策规范。^{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的支持者则主张，在应用伦理学中德性伦理并非替代规则，而是补充规则：它关注行动者的品格培养与职业德性，与规则体系形成互补，而不是竞争关系。^{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对德性伦理的相对主义质疑通常以“德性清单随文化而变”的形式提出：批评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伦理把勇敢、慷慨、公正等德性视为人类繁荣的普遍构成要素，但人类学与跨文化研究记录到的德性清单在内容与排序上差异显著，因此德性伦理难以给出跨文化有效的道德标准。^{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3103Moral Relativism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中给出的德性谱系本身即承认德性概念的历史与文化多样性：荷马时代的德性、亚里士多德式德性、基督教德性与近代功利主义德性各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内容，这一历史叙述常被相对主义质疑者引为德性伦理缺乏普遍性的证据。^{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文化差异质疑，德性伦理的辩护者提出“共同人类境况”论证：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资源分配、伤害防范、后代养育、冲突调解等基本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形成的德性（如公正、节制、勇敢、仁爱）具有跨文化的功能必要性，差异主要出现在具体德目的排序与表现方式上，而非德性本身的有无。^{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818Natural Goodnes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努斯鲍姆在《非相对主义的德性》一文中明确回应文化相对主义：她主张存在一种以人类能力与繁荣为核心的“厚而模糊”的善概念，可据此跨文化地评价生活方式与德性实践，而不必诉诸形而上学的普遍人性论。^{104104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doi.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另一种回应策略是把德性伦理的普遍性定位于“德性之一般功能”而非具体德目清单：德性是使实践与共同体得以维系、使个人得以繁荣的品质，具体内容由地方传统填充；这一策略承认描述层面的文化差异，但坚持规范层面的可比较性。^{105105Virtue Ethics: A Pluralistic View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中，德性伦理的文化差异问题常与“德性伦理能否与儒家传统对接”的讨论交织：学者一方面援引儒家德目说明德性伦理的跨文化资源，另一方面也指出儒家德性论有其自身的社会历史语境，不能简单等同于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伦理。^{5454儒家德性伦理研究cssn.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境主义对德性伦理的挑战，其核心经验依据来自社会心理学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受情境因素的强烈影响，而跨情境的行为一致性远低于德性伦理所预设的程度，由此对「品格」或「德性」作为一种稳定心理特质的实在性提出质疑。^{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中文哲学界，这一挑战通常被称为「情境主义挑战」或「境况主义挑战」，相关讨论自 2010 年代后期持续至今，构成了当代中国德性伦理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学者对情境主义挑战作出了多种回应。李义天在《情境主义挑战为什么不成功？——基于现代美德伦理学立场的辨析与回应》（《哲学动态》2018 年第 5 期）中，从现代美德伦理学立场出发论证该挑战并不成立。^{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徐向东与陈玮在《境况与美德——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对境况主义挑战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中，借助亚里士多德道德心理学来回应境况主义的质疑，主张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概念能够容纳情境因素的影响。^{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田洁在《拯救品格——对境况主义的一种回应》（《道德与文明》2020 年第 4 期）中尝试为品格概念辩护，回应境况主义对品格实在性的否定。^{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宫睿在《为情境主义辩护》（《道德与文明》2021 年第 4 期）中站在情境主义一方，为其挑战德性伦理的立场作辩护，显示中文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并非只有单一立场。^{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赵永刚在《情境美德论》（《世界哲学》2020 年第 4 期）中提出「情境美德论」的构想，试图在承认情境作用的前提下重构美德概念，代表了调和双方的一种尝试。^{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马克·阿尔法诺（Mark Alfano）提出一种温和的解决思路，把品格视为一种「道德虚构」：即使品格作为一种心理事实在经验上不充分，从实用性角度出发也应将「品格」概念保留在道德话语中而非取消它。^{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有评论者指出，阿尔法诺的辩护并不成功：实用并不意味着合理，如果品格是虚构的，依然会动摇以「品格」概念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学的根基；与其纠结品格是不是一种心理事实，不如关注如何帮助人们获得优良品格以指导道德实践。^{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情境主义挑战是否成立、德性伦理能否有效回应，在学界存在实质分歧：一方主张情境主义实验证据足以否定稳定品格特质的心理学基础，另一方则主张这些证据不足以推翻德性伦理，或德性概念本就不依赖跨情境行为一致性。^{9393哲学动态zxdt.cbpt.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学在20世纪中叶复兴后，长期面临来自规范伦理学两大阵营的批评：义务论指责它无法提供行动指导，后果论指责它回避了后果评价。作为回应，安斯康姆在1958年《现代道德哲学》中已提出，应当放弃以义务、权利为核心的法条式道德概念，转而以德性、幸福等概念重建伦理学。^{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无法指导行动”的批评，赫斯特豪斯在《论德性伦理学》中提出，德性伦理学可以提供行动指导：一个行动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一位有德性的人在此情境中会采取的典型行动。她以此论证德性伦理学是一种完整的规范理论，而非仅仅是对规则的补充。^{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斯洛特在《来自动机的道德》中提出“基于行动者的”德性伦理学，主张道德评价的最终基础是行动者的内在动机与品格，而非行动本身或其后果。这一立场被用来回应“德性伦理学缺乏行动评价标准”的批评，但也引发了关于它是否滑向道德相对主义或直觉主义的争论。^{100100Morals from Motive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德性伦理学缺乏规则”的批评，赫斯特豪斯提出“德性规则”概念，认为德性可以生成具体的行为规则，例如“诚实的人不会说谎”。她主张这些规则虽非绝对，但足以在多数情境中提供行动指引，从而在保留德性核心地位的同时容纳规则的作用。^{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努斯鲍姆在《非相对主义的德性》中回应了“德性伦理学无法跨文化评价”的批评，主张德性可以基于人类繁荣的基本功能来界定，从而为跨文化的道德评价提供非相对主义的基础。她以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的繁荣”概念作为德性评价的客观锚点。^{107107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onlinelibrary.wile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中从共同体主义立场为德性伦理学辩护，认为德性只能在特定传统与共同体的叙事中获得意义，并以此批评启蒙以来的普遍主义规范伦理学。这一立场本身也招致批评，被指可能陷入传统主义或相对主义。^{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德性伦理学忽视后果”的批评，德性伦理学家回应称，实践智慧本身就包含对后果的考量：有德性的人会审慎权衡行动的可能后果，但不会把后果作为唯一或最终的道德标准。这一回应试图在德性框架内安置后果评价，而非简单排斥它。^{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7107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onlinelibrary.wile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学内部关于“德性的统一性”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各种德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另一种观点认为德性可以独立存在且可能冲突。这一争论关系到德性伦理学能否提供统一的行动评价标准，是自我辩护中尚未完全解决的理论难题。^{88On Virtue Ethicsglobal.oup.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针对“德性伦理学是自我中心”的批评，德性伦理学家回应称，德性本质上指向他人的善与共同体的繁荣，而非行动者自身的利益。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概念以“人的善”为对象，其中包含对他人善的关切，因此德性伦理学并不等同于利己主义。^{1919Modern Moral Philosophyjsto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7107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onlinelibrary.wile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学在自我辩护中还面临“道德运气”问题的挑战：如果德性依赖于行动者无法控制的外部条件，那么道德评价的公正性就受到质疑。德性伦理学家对此的回应是，德性评价关注的是行动者在给定条件下的品格表现，而非单纯的结果，因此道德运气并不取消德性评价的意义。^{107107Non-Relative Virtues: An Aristotelian Approachonlinelibrary.wiley.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进入医学伦理讨论的一个直接动因，是规范伦理（以规则、原则、义务为中心的伦理体系）在临床情境中难以单独回答「医生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国内学界在《医学与哲学》等刊物上专门讨论医疗实践中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主张二者互补而非替代。^{108108医疗实践中如何处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医学与哲学(A)2017年03期-知网阅读read.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医学伦理中，德性伦理的着力点通常被概括为医者的品格与动机——如仁爱、诚实、审慎、公正、勇气与节制——以及这些品格如何在具体的医患关系、临床决策与医疗团队协作中被培养和体现，而不是仅仅诉诸知情同意、不伤害等外在规则。^{108108医疗实践中如何处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医学与哲学(A)2017年03期-知网阅读read.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与原则主义（principlism）的关系是医学伦理中的核心理论议题：原则主义以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四原则为框架，德性伦理则被用来补充原则主义在动机、品格与道德判断力方面的不足，二者在当代医学伦理教育中常被并置讲授。^{108108医疗实践中如何处理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的关系-医学与哲学(A)2017年03期-知网阅读read.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进入商业伦理领域的一条主要路径，是把德性从个体层面扩展到组织层面：按照品格优劣的程度，可以把组织分为邪性组织、规范性组织和德性组织三类，邪性组织位于连续带的最左端，拥有诸多违背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恶德，具有邪性气质；规范性组织位于连续带的中间，正常遵守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德性组织位于连续带的最右端，拥有超越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诸多美德，具有德性气质。^{109109构建德性商业组织：基于美德伦理学的框架iis.sass.org.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商业伦理的德性论进路中，研究者尝试给出德性组织构建的框架，其具体内容包括组织的构成、组织的社会特征、组织的品格特征、组织德性的培育与形成条件等，从而把美德伦理学从个人品格理论转化为可用于分析企业组织的分析工具。^{109109构建德性商业组织：基于美德伦理学的框架iis.sass.org.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组织德性研究的关键概念包括德性组织、组织美德与组织德性，它们构成美德伦理学在商业伦理中延伸的概念基础；这一进路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商业伦理的评价对象从单个行为或规则遵守，推进到组织作为整体所具有的稳定品格倾向。^{109109构建德性商业组织：基于美德伦理学的框架iis.sass.org.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在商业伦理中的延伸，与规范伦理学进路形成对照：规范性组织只要求正常遵守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而德性组织则被刻画为拥有超越伦理规则和道德规范的诸多美德，这一区分体现了德性论不满足于底线合规、而强调卓越品格的规范旨趣。^{109109构建德性商业组织：基于美德伦理学的框架iis.sass.org.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环境伦理学被普遍视为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它既具有一般伦理学的共性，又因以自然为最直接的对象而具有特殊性；这一学科定位是德性伦理进入环境伦理学讨论的前提。^{110110期刊界 All Journals 搜尽天下杂志 传播学术成果 专业期刊搜索 期刊信息化 学术搜索social.alljournal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陈翠芳在《从德性理解环境伦理学》（《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8卷第1期，第92—97页）中提出，自然具有与人相似的生命特性，这是有德性的人将自己的道德情怀和品性投射于自然的重要原因，从而为德性伦理向自然领域的延伸提供了论证。^{110110期刊界 All Journals 搜尽天下杂志 传播学术成果 专业期刊搜索 期刊信息化 学术搜索social.alljournal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文指出，人的环境行为与态度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和间接性，这削弱了道德规则与规范的效力；稳定而内在的德性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并能保证现有伦理道德规范与规则得到实行。这一论证构成德性伦理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不可替代性的核心理由。^{110110期刊界 All Journals 搜尽天下杂志 传播学术成果 专业期刊搜索 期刊信息化 学术搜索social.alljournal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该文进一步认为，德性的实践品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关系的统一性，决定了德性在环境伦理学中的现实性；立足于德性观察和理解问题，既有利于环境伦理学的建构，也有助于实现环境伦理学的最终目标。^{110110期刊界 All Journals 搜尽天下杂志 传播学术成果 专业期刊搜索 期刊信息化 学术搜索social.alljournals.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进入教育领域的基本主张是：教育的核心任务不只是传授知识与技能，更在于培养学习者的品格与德性；这一立场通常被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是习惯化养成的论述，并被视为对以规则和后果为中心的教育伦理框架的补充或替代。^{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品格教育是德性伦理在教育实践中最直接的延伸形态之一，其代表性推动机构包括美国的约瑟夫森品格教育研究所，该机构提出并推广"品格六大支柱"框架，即信任、尊重、责任、公平、关怀与公民性。^{111111The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josephsoninstitut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对教育评价提出了不同于标准化测验的取向：它主张评价应关注学生的品格表现与实践判断，而非仅以可量化的学业指标衡量教育成效；这一取向在评价技术上仍存在操作化困难。^{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2112Character Educationbritannica.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陈来是当代中国学界以美德伦理为视角重释儒家伦理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其《儒学美德论》明确把美德伦理作为一个研究视角，用以扩大和加深对儒家美德理论与道德思想的理解。^{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据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介绍，陈来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儒家思想与伦理学研究，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的哲学体系以“元亨六书”为代表，其中《儒学美德论》被定位为“新原德”，与《仁学本体论》（“新原仁”）等并列。^{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儒学美德论》于2024年获教育部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论文奖一等奖，这一获奖信息可作为该书在中国学界获得体制性认可的标志。^{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对德性伦理的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英语学界美德伦理学浪潮直接相关：麦金太尔《德性之后》所代表的重德性而非规则与后果的取向，在90年代成为美国哲学界的重要学术潮流，并通过访学与国际交流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陈来对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关系的处理方式是比较与辨明异同，而非简单地把儒家伦理直接等同于一种美德伦理学；其研究路径强调借助美德伦理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思想资源。^{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陈来的叙述中，美德被理解为人类文明最基本的道德实践形态，这一判断为其以美德伦理框架诠释儒家提供了前提性的理论定位。^{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引入美德伦理的动因之一，与对东亚现代化经验的反思相关：傅高义《日本第一》所引发的关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及其社会文化条件的讨论，使包括陈来在内的哲学学者注意到现代化过程中的伦理与文化问题。^{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陈来在赴美访学期间还注意到社群主义的兴起，如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以及贝淡宁《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著作，社群主义与美德伦理的同期传入共同构成了中国学界重估儒家伦理的理论背景。^{113113陈来《儒学美德论》：儒家美德的当代追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tacl.tsinghua.edu.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对德性伦理实践性问题的讨论，较早集中出现在对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译介与评论中。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龚群、万俊人等学者在介绍西方德性伦理复兴时，已注意到德性伦理能否为现代道德生活提供可操作的规范指引这一问题。^{114114德性之后book.douban.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的复兴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规范伦理的路径：规范伦理因其外显性与易操作性，使道德教育实践带有明显的“知性特点”，偏重道德知识的传授与规范的记诵，容易显得抽象枯燥；德性伦理则把道德的根基重新落回人本身，主张道德教育的重心在于人的品格养成而非规范条文的灌输。^{115115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对成人德育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5年06期-手机知网wap.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德性伦理的视角下，道德教育的目标被理解为培养具有稳定德性品质的人，而不仅仅是使受教育者掌握一套行为规则；这一目标定位要求教育过程关注榜样示范、习惯养成与实践训练，而非仅停留于课堂上的规范讲解。^{115115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对成人德育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5年06期-手机知网wap.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在道德教育中并非互相排斥：相关研究指出二者各有其功能，德性伦理补足了规范伦理在动机与品格层面的不足，而规范伦理则为道德判断与行为提供可操作的准则，因此道德教育实践宜兼顾二者。^{115115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对成人德育的启示-继续教育研究2005年06期-手机知网wap.cnki.net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的现代复兴把「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重新置于伦理学中心，这一转向直接为品格培养提供了理论支点：与只问「行为是否合乎规则」的义务论、只问「后果是否最优」的后果论不同，德性伦理主张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养成稳定的品质倾向与实践智慧，而非单纯灌输规则或计算后果。^{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7Virtue Ethicsiep.utm.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德性经由习惯化而养成——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做勇敢的事成为勇敢的人；他并把德性界定为介于过度与不足之间、由实践智慧所规定的适度。这一「习惯—实践—品质」的框架，是后世品格教育理论最常回溯的古典源头。^{116116Nicomachean Ethics, Book IIclassics.mit.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010Nicomachean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英语学界，品格教育（character education）被明确表述为德性伦理在教育实践中的延伸：它主张学校不仅传授知识与技能，也承担培育诚实、责任、尊重、公正等品质的任务，并强调这些品质需通过反复实践与榜样示范而非课堂说教来形成。^{117117Character Educationcharacte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美国自 1990 年代起推动的品格教育运动，以「品格六大支柱」（可信赖、尊重、责任、公平、关怀、公民性）等框架为代表，把德性伦理的语汇系统引入中小学课程与校园文化；相关实践随后扩展到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形成跨国的品格教育政策潮流。^{117117Character Educationcharacter.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1111The Six Pillars of Characterjosephsoninstitute.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中国语境中，德性伦理与家风文化的关联有其本土思想资源：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序，把家庭视为德性养成的第一场所，《论语》《孟子》等经典反复强调孝悌、诚信、勤俭等品质在家庭日常中的习得，这与亚里士多德式的习惯化论说在结构上高度呼应。^{118118《论语》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19119《孟子》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当代中国对家风建设的倡导，把家庭品德教育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整体框架：2019 年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并强调家庭在品德养成中的基础作用。^{120120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gov.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2021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法律形式确认家庭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要求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培育未成年人的家国情怀、道德品质、生活技能与行为习惯，把品格培养从伦理倡导上升为法定责任。^{121121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npc.gov.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对家风文化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把家风从「私人偏好」或「习俗惯例」提升为可作伦理评价的品格养成机制——家风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否合乎某条规则，而在于它日复一日地塑造家庭成员稳定的情感倾向、判断方式与行为习惯，从而构成个体德性的第一层土壤。^{118118《论语》ctext.org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7979Virtue Ethicsrep.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从实践层面看，德性伦理与家风文化的结合已催生具体做法：不少地区开展「最美家庭」「文明家庭」评选，把孝老爱亲、诚实守信、勤俭持家等品质作为评价标准；学校德育则尝试通过家庭—学校协同，把课堂上的品格教育延伸到家庭日常，形成「家风—校风—民风」的联动。^{120120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gov.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德性伦理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复兴，使其从一种被边缘化的伦理学传统转变为与义务论、后果论并列的当代规范伦理学三大进路之一。这一三分格局在当代伦理学教科书、导论性著作和学术综述中已成为通行的分类框架。^{66Virtue Ethics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123123Normative Ethicsbritannica.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1981年出版的《德性之后》是德性伦理学复兴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该书以对现代道德危机的诊断和对亚里士多德式德性传统的重构，推动了德性伦理在英语学界的广泛讨论。^{1717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undpress.n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当代伦理学版图中，德性伦理学不仅作为规范理论存在，还发展出德性认识论、德性政治理论、德性法学等跨领域延伸，显示出其概念框架的扩展能力。^{124124Virtue Epistemologyplato.stanford.edu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德性伦理学被广泛用于医学伦理、环境伦理、商业伦理等分支，强调行为者的品格、动机和实践智慧，成为应用伦理学中与原则主义进路互补的重要视角。^{7979Virtue Ethicsrep.routledge.com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

中国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起对德性伦理学展开系统引介与研究，围绕麦金太尔、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以及儒家德性伦理的比较研究形成了大量成果，德性伦理已成为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125125德性伦理研究在中国cnki.com.cn前往参考资料 ↓在新标签页中打开}